庐山会议之后，父亲的压力很大。从1970年8月，下了庐山，到1971年9月13日这段时间，父亲一直都在检讨。那时，他对毛泽东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们的”，毛泽东也跟他说过“你们和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检讨一定能过关”这样的话。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盾问题。到了晚上11点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的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飞机飞了山海关。这架飞机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副参谋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我父亲。从这时开始，父亲就在周恩来的直接监视下，也是直接领导下了。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周恩来。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当时，父亲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没有想到是后来的下场：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判刑。
写在最后
采访结束后，吴新潮对我说：“只说吴法宪的事情，是说不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的，吴法宪就是一个小角色”。关于“文革”、关于林彪，我们又聊了好久。
“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一步棋。但实际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走了这步棋。没有林立果的参与林彪也不会走。我说过，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黄埔军校”。“文革”到了这一步，毛泽东是把自己最核心的红一军团也搞掉了，他明白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之后，他身边真是无人可用了，最后只剩下“四人帮”，棋下到这儿已经很险了，翻盘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毛泽东输掉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吴新潮如此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