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的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到空军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都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的厉害，所以家里的酒父亲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文革期间和周恩来并肩作战
“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都没了，就剩下军队的机构还可以运转，所以从三支两军，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 “黄吴李邱”们在工作，都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苦撑大局才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可是周恩来总不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许多具体的工作还要靠军队系统的人执行，也就是“黄吴李邱”们去执行。所有的部长都被打倒了，“黄吴李邱”兼任了国务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后才慢慢正常化。当时支撑周总理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在当时手头上也只有“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和“黄吴李邱”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不仅是周总理，大家都很艰难。
自从“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我记忆中就没几次在一起吃过饭。那时候，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转。他喜欢半夜十二点开会，大家都得过去开会。父亲既要负责空军的工作，又要参与军委的工作、又要参与全国的工作，每天下午2、3点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之后有中央碰头会或者中央常委办公会，又开会开到凌晨，回来就抓紧时间睡觉。早上9点起床，抓紧时间搞一点点空军工作的“自留地”，赶紧又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的工作才逐渐混乱起来，才有了周宇驰、林立果他们的“小舰队”。
庐山会议上的国家主席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能用的人，一边是林彪和“黄吴李邱”们，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庐山会议就是斗争的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上世纪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么？”，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么？”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指四人帮）”。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
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内容也是事先和毛泽东通了气的，毛泽东只是说：“就不要点张春桥的名了”。讲话之后，周恩来提出放两遍录音（本来是准备只放一遍），还提出学习林彪的讲话。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