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市场化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们，有的开始具备改写行业、产业等游戏规则的能力（正如马云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称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他们更需要谨慎把握和政治的微妙关系。不仅在面对“民粹主义”时，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借以缓冲，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政府的许多支持更是非常现实的。想“搅局”，就要碰到政治的边界，不讲政治，实际上不可能。
而尹明善、梁稳根等获得中共认同的企业家，都曾公开表示，愿意将企业“献给”政府。无法了解这是一种特定情形下的政治表态，或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但至少显示了他们对于自己与政府边界的模糊，或者是刻意模糊。
对中国的企业家进行分类，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好，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有违法性质的进行查处；灰色地带者则逐步退出此类关系；市场类的企业家，则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更关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政治见解，并非必须遵守某种特定模式政治理念的关注才叫“进步”。
中国企业家30年从政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由计划经济放开市场时，从事私营工商业者曾经常面临“投机倒把罪”的指控。一些企业家回忆早年“到处是生意”的辉煌岁月时，都会同时记得当时对时局不定的担忧，总觉得随时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直到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共中央将建立市场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从商”挣钱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会意识才普遍起来。
约10年后的本世纪初，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思想，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重庆、浙江和贵州进行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和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参照党政系统，这个职务属较高级别干部序列。2002年尹明善成为中国首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中国企业家，紧随之后，2003年1月，徐冠巨获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时，“企业家党代表”更成为当时最有热度的新闻。
这是此轮企业家在体制中获得的政治生涯巅峰。短短20年内的同一代人，由半合法的可疑边缘人群，成为被体制认可、分享一定治理权的社会进步群体。
2003年后，这种对资本和其代表人物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和吸收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中国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开始减少。对底层的关注成为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更注重公平的政策倾向下，大幅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同时在经济领域，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在体制内政治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全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虽然热情不减，但财富观念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追问也变得普遍，使得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心理不确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现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动仍在国内的，也纷纷办理海外绿卡以备可能出现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