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可以发现，此轮“该不该谈”风波，实际上是“自由派”知识界和社会活动人士对于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站不站在自己一边的焦虑。柳传志“不谈政治”、在商言商的态度引起争议。马云在采访中，流露出的与流行观点不一致之处，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判。所以，问题不在于“谈不谈”，而是“谈什么”。
在此之前，柳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个精英主义者，并不赞成一人一票的大民主式普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按照他的观点来讨论政治，会有多大的政府压力，更多的可能是像马云一样，来自社会的压力。—在商言商，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态度。除了犬儒，“不敢言政”，另一种可能的意思是，其对现在从政者抱基本肯定态度，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过多介入，而对流行的言论界说法并不认同。
有些“自由派”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商业引领人物的中国企业家一定会认同其等理念，否则即是政治不正确。抱着这样观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往往会过于简单。他们忽略了企业家改变社会的最重要的方式，恰恰不在于参与政治，而在企业—这个现代社会基本细胞之本身。
比如，王瑛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反对柳传志时，也如此解释，“我不反对企业家做柳传志这样的人，可是我反对柳传志已经有了这样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他还要说现在这样的话。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推动社会进步，这当然不是企业家责任范围之内的事。你可以不发声，明哲保身，这已是底线，不能再超越这个边界”。
不过，当柳传志承认企业家阶层是软弱之时，他说的更接近于事实。但在政府权力面前软弱的，何止又是企业家呢？
企业家的政治光影
30多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由政府推动进行的。在中国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型过程中，由权力推动的市场化，天然决定了企业家不可能离开权力独立经营，能进行合理的边界划分者，已属有智慧者。柳传志这方面的智慧，是广受承认的。分寸拿捏不当，而翻船者，亦是屡见不鲜，正如在历次宏观调控中被“祭旗”的那些企业主们一样。
在与官员和政府关系中，中国的企业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财富积累完全是寄生式的依靠官员，比如刘志军案中的商人丁书苗，完全依靠作为权力的中介收取中间利润。还有一些虽然有自己主业，但完全靠与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才能获得商业机会者。从每一次高官被抓背后，必然有一群企业家同时被逮捕，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之广。
一位高层官员就曾对《南风窗》记者感慨，在现在的中国，要挣钱，最好还是依托政府关系。而另一位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在与记者交流时，则对“老板”表示出警惕，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同事，完全是被这些老板控制了，很多时候，对方想干什么，只要说一声就行。
对上面这类商人而言，“在商言商”，不与政府官员勾兑，有的是完全不可能，有的则必须经过痛苦的转型。
另一种主要依靠市场而生的企业家，包括像马云这样的新兴科技企业，也包括一些日用品、电子产品等完全市场化的行业。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作为社会发展30多年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他们有希望社会更开放，获取更大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保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