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因为当时经济是公有制，几乎没有私人财产。市场化改革启动后，私人领域发展起来，腐败也随之泛滥。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财富落差，成为腐败问题严重化的主要诱因。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承担着民众的道德期许，这导致党政官员陷入不为圣徒便为窃贼的尴尬困境。这种源于文化传统的深刻困境，决定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或美国的“旋转门”模式，都不可能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同。在“反腐败秘诀”之类的大作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药方。
对世界各国来说，腐败的根源千差万别，以至于很难指望依靠预先定制的，舶来的，但脱离本国现有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药方来遏制腐败。对中国来说，中共自身的反腐机制依旧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药方，决策者应致力于强化既有的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盲目求医于舶来的药方。很多专家鼓吹中国应推动政治改革，引进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这一药方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成倍的腐败（也许会是现在的腐败量乘个三！）。
事实上，中国反腐的前景并不悲观。当下，春夏之交的反腐风暴，正令全国上下拭目以待。从薄熙来被捕开始，已有多位省部级官员被逮捕、起诉。现身豪宴、戴名表的官员，正因被拍照上网而提心吊胆。很多专家指责说，这次风暴还会像此前的运动式反腐一样，一阵风刮过就算，治标不治本。的确，运动式反腐缺乏制度的完善性，效果也很难持久。然而这次反腐风暴如此严厉，足以在未来几年中明显遏制腐败。当然，风暴数年后腐败可能又会猖獗，到时又必须启动另一次反腐风暴。这一做法当然不是理想的，但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共识类”抽象药方要强多了。
士大夫的角色困境永远无解，陷于其中的政府官员很难出淤泥而不染，这一矛盾在下滑期会导致腐败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保有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并从攸关政权生死存亡的自身利益出发加强反腐，形成当今遏制腐败的强大动力，正推动中国政体反腐的一个上升期。圣徒们在进攻，窃贼们在败退，让他们乘胜追击吧。
李世默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政治学者。2013年7月，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办反腐败论坛，本文系作者讲话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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