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反思这些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共识”。学者们认识到，腐败问题极其复杂，其在各个维度和层面会有各种衍生变异。此外，在不同领域，腐败造成的不同影响也很难进行量化比较（见《贿赂的交易：全球化，经济自由化，以及腐败“问题”》Business of Bribery: Globaliz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詹姆斯·W·威廉姆斯James W. Williams和玛格丽特·E·比尔Margaret E. Beare合著，1999年；《政府腐败与民主》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著，1999年）。
关于腐败，接受度最高的定义是“滥用公信以牟取私利”。这一定义的关键是“公”和“私”的界定，但在成熟的经济体和转型的经济体中，界定方法和标准大不一样。西方发达国家是成熟的经济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界限十分清晰，已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这样正快速转型的经济体，对“公”和“私”的界定也在随时调整。当下属于“公”很快就可能属于“私”。既然“公”和“私”的界限调整如此频繁，就很难准确定义腐败，更遑论精确量化。在成熟的经济体中，程度较轻的腐败就会造成严重损害；在转型经济体中，一定程度的腐败造成的损害就很难确定。
腐败还有多种维度和表现形式。比如，在发达民主国家，约翰斯顿教授定义的“权势市场腐败”就尤其泛滥成灾。但是这种腐败如政治竞选捐款，利益集团游说，“旋转门”等已被合法化，换言之就是法制化的腐败。比如说，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指数排名上，美国相当靠前，也就是说相当廉洁。但是在美国公众的印象中，远不是这么一回事。77%的美国人相信民选官员为捐款人服务，仅有19%的美国人相信他们是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服务（盖洛普）；59%的美国人认为选举不过是一场价高者得的拍卖游戏，仅有37%的美国人相信候选人的素质和能力决定胜负（盖洛普）；70%的美国人认为整个政府完全被利益集团操纵，根本不反映国民的真正意愿（《新闻周刊》民调）；93%的美国人认为政客会照顾竞选资金的捐助者（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在通常意义下，这些数字必然证明公众认为腐败严重泛滥，但是任何评级体系都不会予以收录，仅仅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
现在再回头看中国的腐败问题。腐败对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历朝各代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腐败。但在世界各国中，中国腐败的根源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儒家文官阶层——士大夫的角色困境。千百年里，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但其地位并非来自于等级制或世袭制，而是通过科举制的选拔晋身，出身平民，效忠皇权。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要求其必须恪守克己复礼、以致大同的道德理想，这一理想被北宋杰出的士大夫范仲淹提炼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百年来，中国民众按照这一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视为“百姓父母”的文武百官。与此相对，儒家经典也推崇安定有序富足的家庭社会理想，即“小康”，让所有人包括官员的私欲和利益都能适得其所。不期而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在中国建成小康社会。数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一直传承着这两种充满张力却又矛盾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式腐败千年泛滥的深层根源。
明朝御史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反腐的法律十分严酷，但腐败泛滥到极点。海瑞为官十分廉洁，合法的俸禄很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据说，一年之中，海瑞只在母亲寿辰日吃一次肉，他的两任妻子相继自杀。当下中国也有类似的困境，经济蓬勃发展，牟利诱惑无孔不入，政治权力却仍要恪守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矛盾和张力可能是当前腐败的深层根源之一。王岐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反腐的中纪委书记，他的月薪可能仅相当于富人一餐的花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