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场著名争论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人对特区不放心。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1982年2月末，针对这些问题，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针对人们对沿海经济特区未来发展前途的忧虑，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文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真正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大方向。他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肯定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这并不可怕。当时，有些人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会对民族经济构成威胁，担心外资经济会冲击中国的民族工业。针对这些疑虑，邓小平也明确表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对外开放是相互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只有在日益密切的对外交往中，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摆脱了旧的观念的束缚之后。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理解。经济特区迅速崛起的事实也消除了人们以前的种种疑虑。三、“洋浦风波”有人慷慨激昂，将海南特区有偿出让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行为与晚清政府在英国武力胁迫下割让香港的丧权辱国行为相提并论。且痛声疾呼：此举若成事实，国家主权何在？民族尊严何在？洋浦问题又一次震动了人们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敏感神经。1988年4月，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政府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参考国际通行的商业惯例，提出了引进外资，由外商成片开发，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大胆设想。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协议确定，海南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毫无疑问，像洋浦这样大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并且由外商投资成片开发，其面积之大，期限之长，灵活度之高，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的最高程度的举措。这一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披露后，立刻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传播。海外舆论把洋浦的这一开发模式看成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政策上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