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黄桂芳都要到指定地点，中办和国办系统都有专人来送文件。那时领导人们都以居住的楼号指代，吴学谦住在215号楼，黄桂芳会按照编号把当天需要吴学谦阅读的文件收好，再将首长已经批复的文件交付机要人员，由他们送回北京。
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领导人一般是上午开会，下午休息。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疗养区中建立了酷似人民大会堂外观的俱乐部，里面可以放电影、看演出，还有大大小小几十间会议室。据《秦皇岛日报》高级编辑、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透露，“领导人平时住在各自的二层小楼里，开会时去俱乐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北戴河的会议上作出。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是在北戴河暑期办公时做出的决定。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一直由吴学谦负责台湾事务，当中央决定由丁关根牵头成立国台办时，学谦同志就让我代表他参加了筹备会。”
当时吴学谦所住的215号楼，周围住着丁关根和方毅，在办公休闲之余，这也是领导人们难得的交流机会。黄桂芳就有一次让自己的同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给家乡的中学题词。
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中央领导人最喜欢下水游泳。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每个游泳区都有专门坐着小船的救护员。海边还设立了牌子，提醒领导人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涨潮和退潮的时间，退潮就不宜游泳。
吴学谦来自上海，不会水，平时的休闲活动就是在住处的院子里散步。秘书黄桂芳从小在厦门海边长大，水性好，却因此常常有机会下水游泳，黄桂芳曾经好几次看到邓小平游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学谦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身边配备三个秘书。暑期办公时，三个秘书很少同时到北戴河，通常是一个秘书在北戴河，一个秘书在中南海。“一些不算紧急的文件，就由北京的秘书处理好再给首长送去。”黄桂芳说，“毕竟在北戴河是休闲，除非是特急的事才会报告首长。”
据北戴河当地干部介绍，2003年后中央提出不在北戴河办公，但退休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同样会在每年暑期受邀前往北戴河度假。
“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央领导之所以选择在北戴河暑期办公，上述科技部司长认为，“就是因为不能休假，所以去那边办公。”
2001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美国《纽约时报》代表团，并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人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休假。但事实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秋、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也不是高层领导人的假期。他们也很少像普通公民或外国人那样在家里休假或者外出度假。实际上在春节假期，这些领导人往往最忙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会在各地访贫问苦，在普通百姓家中过年。
中国领导人为何难以休假？按中国的制度，越是高层的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领导事务越是庞杂。从高层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处理公文、外出考察调研、处理突发事件、出席各种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迎来送往、出国访问等等，占据了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们很难完全脱离工作休假。
中央领导人不能彻底丢开工作，省部级领导干部也难得到空闲。
“可能有休假安排，但我从来没有休假过。”一位卸任的国新办主要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只有少量人有机会去疗养，“多数人去不了，工作离不开。”
按照规定，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休假，需要向国务院报备，机构副职则需要向所属单位党组请假。但是，领导都形成了一种既定思维：永远要把工作放第一位。全年假期中，很少能够完整休息，领导级别越高越忙碌，越到节假日事越多。
教育部一位内部人士说，“教育部休假是按照工作年限来安排的，并未将部领导单列。”上述教育部内部人士就透露，部领导周末和平常加班的情况非常普遍，“像党组会经常一下午就安排几个议题，开到晚上七八点都很正常。”
广州前副市长苏泽群的一位秘书说，他给领导当秘书的时间不长，就七八个月，“当时正值换届，领导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休假”。
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统计局工作时没有休过假，退休后这十年，恐怕也没有见到在任的领导休过假。”
在地方，省部级领导同样没有休假。每年天津市都会组织省部级干部去北戴河疗养，但天津市原人大副主任张元龙都是“很自觉地不休，主要是工作忙”。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省部级领导都表示，他们在职时从未休过假。“春节是可以休息的。”贺铿说，“但过节领导也要轮流值班，有时有国务院领导要数据，我们就要马上准备。”
“休假不扣工资，也没有补贴。”上述已卸任的国新办主要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忙碌终日，想不起休假来。家人有大病时可请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