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现阶段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必须重视发挥其积极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在王军看来，为使经济转入温和回升，应继续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未来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0%左右甚至再略高一些非常必要，“应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可通过收费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回报机制、可使用市场开发权让渡的准公共产品，政府都应尽可能创造更好条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中国经济‘保8’时，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按10%或12%安排，对现实情况缺乏预案，财政政策的安排也是按既有路径设计，与现实增长速度并不适应。”尹中卿认为，当前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各级政府对转型的认识更加深刻，转型的紧迫性和主动性也更加强烈，“探索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自觉行为。”
采访最后，张立群认为，不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复杂多变，“最大的基本面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最大基本面不会变，“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谋求发展、谋求生活进一步改善的努力所能释放的潜力是巨大的，各方面发展的动力都很强劲，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存在增长动力枯竭的问题。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