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员“井喷”的现象，也出现在了学校。
薛志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免费教育实施之初，由于实现了“零收费”，大量周边地区学生涌入神木县就读。这无疑加大了财政负担，增加了学校的就学压力。据不完全统计，神木县学前三年约有在园幼儿两万人，其中非神木籍幼儿占到了三分之一。
此外，寄宿生数量的增加也加重了学校寄宿负担，同时，免费教育给学生的择校和无序流动提供了方便，但也给学籍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薛志林说。
那么，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是否会不断膨胀，顶破神木的财政口袋？
“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不会。”郭永田介绍了神木的成本控制模式。
“我们有住院报销起付线制度，起付线及以下的医疗费用由本人自付，起付线以上费用且在规定范围内的金额，在县内定点医院住院的按70%报销，每人每年累计报销医药费封顶30万元。”
“此外，我们针对糖尿病、高血压、肝硬化等23种慢性病，还制定了门诊治疗全年限额报销制度。”郭永田说，慢性病最高限额病种为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月限额5000元，全年限额60000元；最低限额病种为癫痫，月限额150元，全年限额1800元。
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全民范围免费医疗的神木，面临的资金风险就更加严峻。
“尽管目前神木还能撑住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供应，但也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如果煤炭用完了，而转型又没有成功，过度福利形成的漏洞该如何填补。”王震最后提出的担忧，指向了神木长远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