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松
张青松律师则擅长从当事人家属方面着手。“第一次会见前，可以先问问家属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平时是什么处事风格，以便找到和其谈话的切入点。”
有的官员在落马后非常悲观，完全放弃辩护，不愿谈及案情，倒愿意拉拉家常。也有官员死活不认罪，一定要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两种极端都考验着辩护人的耐力和智慧。
“有官员跟我说，钱我是收了，但那是礼尚往来，不属于犯罪。”许兰亭说，“这种时候，我会跟他分析，按照法律你这是可以定受贿罪的，要反复跟他们解释。当然，如果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本身存在争议，当事人的意见有理由有根据，我也会支持。”
很多律师都提及，多数落马官员在任上时就脾气火爆，个性张扬。
“进去以后，他们很快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牛。不过，也有执迷不悟的，这就需要律师去点醒他，必要的时候还要镇住他。”
张青松向记者回忆一起印象颇深的案子。涉案官员是济南某开发区的一名副厅级干部，此人落马前就肝火很旺，在看守所里也积习不改，甚至一见到律师就拍桌子。
“我只能从业务上与他就事论事，想办法镇服他。”张青松说，“经过多次会面，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聪明，也能够认罪。”
除了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这类案件的辩护律师还有一个容易招来质疑的问题：外界普遍认为，高官落马，大部分都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有无律师或谁来辩护，影响不大。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业内人士都明白，这类案件虽然辩护空间相对较小，但并非没有辩护空间。”许兰亭解释道，“罪轻辩护也是一种成功。比如可能判死刑的判了死缓或者无期，可能判无期的最后判了有期，这里面肯定有律师的作用。”
他提及最近刚办完的原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一案。“这个案子我们在受贿罪的金额认定上提出了异议，事实是罗把一部分钱借给了一个老板，并收取利息。起初控方认为这部分利息算受贿，后来经过我们的据理力争，法院认定不构成受贿。”
“罗荫国案最后判了死缓，并且没有上诉。所以即便是定同样的罪名，罪行的轻重、数额的大小还是会有很大区别，也会影响到最后的量刑，这就是律师的可辩空间，怎么能说律师无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