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各机构决定重大问题时，加强与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信息分享。各机构都具有两种主要协调职能：一是机构内部协调职能，主要是降低内部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流成本以及协调成本；二是就相关事务与其他机构外部协调职能，主要是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流成本以及协调成本，因此就需要主动与其他机构建立信息通道、信息桥梁。各机构在内部讨论重大问题时，都会邀请其他机构相关负责人列席参加。例如国务院在讨论宏观经济形势时，就会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有关负责人列席；反过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也会邀请国务院秘书长甚至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列席，直接介绍情况，听取人大常委意见。可以说，这是中国各权力机构的一大特色，不会像美国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泾渭分明，又“老死不相往来”，使奥巴马总统想做“好事”（如实行“医改”），而国会却让他做不了“好事”。 【8】
五是各机构也有相互监督职能。例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监督，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它监督。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它监督。又如在我国，全国政协不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但是仍然可以对国务院实行民主监督。每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参加小组讨论，对《政府工作报告》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等。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监察部按照宪法规定仍属于国务院的序列，接受国务院的领导。
【1】《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7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年9月15日），载《人民日报》，19540916。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3】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指出:“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胡锦涛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协助江泽民工作。
【6】李长春还兼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
【7】学者朱光磊将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概括为以中共中央为核心的“6+1+2”体系。“6”是指通常所说的六大领导班子，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含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中央纪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政协；“1”是指国家主席；“2”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中枢中“党”、“政”、“军”、“法”四大方面（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1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在本文讨论中，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均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指导协作关系，我将中央政法委书记作为国家司法体系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的代表。
【8】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学者曾对笔者讲，在美国，奥巴马总统想干好事，美国制度让他干不了坏事，但也干不成好事；而在中国，胡锦涛主席想干好事，中国制度能帮他干成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