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建设高潮期的这个阶段，合肥的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2006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为167. 77亿元；2012年，该市公共财政收入为694.4亿元。
合肥市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城市建设不是“拍脑袋”工程。合肥进行的所有建设，都是按照城市规划所确定的项目逐步展开的；城市发展的平台搭建好了，大批工商企业入驻，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百姓关心的资金问题，这位负责人说，“大建设”的资金有可靠来源，融资控制在计划风险红线之内，并没有挤占对老百姓民生事业的投入，合肥在再就业、低保、医保等十二项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有大幅增长。
城市规划师：忽视细节，不以人为本
央视网(记者孔华 报道)创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毕生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没能绕过城市病。让他揪心的是，我国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多数城市严重同质化，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在合肥工作、生活50多年的劳诚，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退休前，他担任合肥市规划局副局长，曾三次参加合肥市城市整体规划编修。央视网记者就合肥的城市建设问题采访了劳诚。
据劳诚介绍，刚解放时，合肥只有5万人、5平方公里；现在，建成区面积4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70万。一方面，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如何更加人性化，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难题。劳诚告诉记者，城市的发展让人耳目一新，但城市无序的扩张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原来城市道路是三板块：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个板块，现在有的路成了两板块，没有人行道或者人行道很窄，这就不是以人为本。”劳诚说：“贪大求高求快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在市中心建宽马路，架立交，把车全部集中在很宽的马路上、高架上，到岔口车子上下很痛苦，容易堵。道路景观、商业氛围、生活气息也被破坏了。宽马路、高架桥都是解决拥堵的笨办法。我们的人口增加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有香港那么大吗？香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拥堵呢？人家是不是都是8车道、12车道呢？市中心是不是高架林立？”他无奈地说：“很多时候，专家的意见没有用。一些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设一个新城，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中国严重的“城市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与很多城市相比，合肥的“城市病”算不上是最严重的。不过，它的多数“病症”和“病因”，放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大城市格局，反而对欧洲小城中的街道空间推崇备至。她认为，后者空间多变、尺度适宜，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真正实现了城市生活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