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条件，须得认可
进入大要案指定管辖法院的行列，说明这个法院审判方面的软硬条件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
律师钱列阳说，在硬件方面，合肥中院是他到过的数一数二的法院，审判大楼建在崭新空旷的开发区，审判法庭多达21个，审判庭很大，音像设备先进，北京的中院都没法跟它比。2008年，该院审理了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受贿案。
最高法院手中有大要案指定管辖法院的清单。它们基本上是省会城市、靠近省会的城市、省里其它重点城市的中级法院。
2011年，四川省高院院长刘玉顺向人代会作工作报告，称该省法院2010年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并健全完善大要案审理机制，办理刑事大要案件62件，“我省法院也成为全国大要案件指定管辖法院”。
在迎接大要案到来的日子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开审某副部级官员的几个月前，西部某中院就开始装修翻新审判庭，重中之重，是对被告人羁押室做“软包处理”。墙壁铺上软材料，消除锐利有棱角的区域，都是为了不给被告人自残的机会。主审法官一遍遍地做庭审预案、演练，向上请示，多起大要案的事后总结中，都能看到这类描述。
羁押地附近硬软条件相当的几个中院，哪家更有机会？有过大要案审判经验的，多少有些优势。天津市二中院在审判陈良宇之前，就审过原湖北省长张国光。赌球系列案足协“三巨头”中的南勇、杨一民，被指定在辽宁铁岭中院受审，这个中院审过刘涌案。据报道，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案件，很快将在辽宁某中院审理。
对被指定的法院来说，这是个机会。大要案的审判，通常会写入来年法院的工作报告。具体的办案人，将受到嘉奖。北京市一中院法官陶炜在先后审理了毕玉玺、韩桂芝等一大批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后，入选北京法院十佳法官。胡长清案的主诉检察官曹运革，因为“把胡长清送上法庭”，被评为全国杰出青年卫士、一等功臣。
北京检察官方工因办理成克杰、李纪周、朱小华等贪官案件，成为“北京第一公诉人”。除了“五一”“十杰”“模范”等称号，有关部门还组织“方工先进事迹报告团”四处巡回报告。
中央查办，交给地方
据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案件，实际上是由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三家分别指定合肥市公安局侦办，合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和合肥市中院审理。依法律规定和惯例，负责侦查的公安局、审查起诉的检察院、审理的法院，一般应该在同一地域。
也有例外。陈良宇案由最高检指令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侦办，吉林省检察院对案件侦办完毕后，按理应向吉林省某中级法院起诉。此时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天津市二中院审理。这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只是吉林省检察院需要把案卷材料移送给天津市检察院起诉。
法律允许吉林检察院侦办上海的案子，但不允许吉林的检察官风尘仆仆跑到天津二中院来起诉。跨地域起诉，违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另外，“一个地方的检察官是由当地人大任命，受其监督，跑到异地去办案，会给人大监督造成混乱。”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王军谈及指定管辖时说。
除了陈良宇案，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案件也由最高检指令河北省检察院侦办。其它不少省部级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都由最高检直接侦查完结后，移交某地市检起诉，胡长清、田凤山、李嘉廷、李纪周，都属此例。
由于大案要案涉及人员众多，负责提起公诉的地方检察院一般也会“提前介入”。
上海社保案中的原上海市长宁区区长陈超贤，被指定给了安徽省宣城市检察院。《检察日报》曾刊登该院副检察长鲁建武“如履薄冰”的自述文章：鉴于此案特殊性，每一个环节都会慎重地按规定逐层请示；光是公诉专报就呈递了二十多份，到省院汇报不下10趟。2008年初，冒着大雪到北京汇报工作的场景令他记忆深刻：回来时遭遇连日大雪，合肥到宣城整整走了13个小时。
办理重大案件的最高标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据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张晓军案的两次庭审，被告人及受害人亲友、英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一百多人旁听。
在重大案件的庭审中，往往还有来自北京的人士前来旁听。据中国法院网，2000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审时，由于案件复杂、重大，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专门小组坐镇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