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孝昌被捕到如今的近半年里，神木县的民间借贷困局已全面爆发，神木县无数人撞得头破血流。
从2012年至2013年7月，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达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达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武广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12年年末开始，他平均每两三天就能接到一个有关民间借贷的案子，至今已累积了几十个。
而正是在张案的处理中，神木县政府引发了民众的信任危机。
在张孝昌案长达半年多的处理过程中，神木民众慢慢发现，虽然银行、大户（超过亿元的债权人）都被张赖了钱，但毫发无损，案件中所有的亏空几乎都被散户（存款额在亿元以下的）所承担了。
张孝昌曾向工行贷款8亿元，抵押物主要为3.3吨黄金。张案案发后，工行将黄金抛售，不仅本金利息全部追回，还盈余1.9亿。
此外，张孝昌向五个大户借款时共享了120多吨纸白银的账户和密码，经过抛售，扣除本息后，亦剩下五千余万；五大户以外的28名大户，虽然本金没有全部追回，但利息共拿到14.3亿。
多名神木散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孝昌案处理中优先获得照顾的大户中，多有官员或官员入股的背景。其中，经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核实的大户有前农村商业银行行长李德江、前矿管办书记王明发。
张孝昌经过银行和大户们瓜分以后的财产，仅有4亿留给剩下的431名散户。张孝昌共欠他们22.6亿元，扣除张孝昌事发前支付给他们的6.6亿利息后，还剩12亿本金的窟窿。
让领导和大户先走，成了此次民怨积累的原因。
警报从未响起
神木县委县政府自信“神木县和鄂尔多斯不一样，神木县有更为多元的产业结构”。
有两个信号表明，神木县的民间借贷危机并不是一个难以察觉的暗礁。
首先，2011年，神木县金融办的数据表明，该县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其次，在煤炭价格逐渐回落的2012年，神木县银行系统放缓了放贷的速度。以当地贷款大户神木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至2012年8月末，其累计发放煤炭企业贷款2.9亿元，同比下降了7.318亿元。
这说明，神木县政府不仅对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向有所察觉，并且知道那是一块危险的区域。但事实上，警报从未拉响。
前神木县政府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鄂尔多斯因民间借贷崩盘后，神木县委县政府自信“神木县和鄂尔多斯不一样，神木县有更为多元的产业结构”。事实上，神木县看上去多元的产业如焦炭、电力、信贷，实际上都与煤炭有关。
神木县坊间则有着另一种解释。神木县政府之所以不拉响警报，是因为这艘巨轮里夹带着领导的大量“私货”，而当这艘巨轮触礁，他们有信心在第一时间让自己的财产逃生。
南方周末记者所掌握“张孝昌处支付存款大户利息明细表”中显示，前农村商业银行行长李德江、前矿管办书记王明发分别从张孝昌处获得利息1.8亿和2.2亿，这两笔利息巨大，紧随“五大户”之后。在神木县，农商行是放款大户，矿管办则是紧扼县域经济咽喉的实权部门。
而在“集资大王”刘旭明的客户名单上，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入股6000万元。2013年11月20日，正是高炎碔找刘旭明要分红时发现刘已跑路，才向警方报案。
另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公务员张英则堪称悲剧。张英是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2013年1月23日，他的尸体出现在神木县神木镇火神庙沟村一沟内，死亡原因认定为服毒自杀。多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英生前曾以1000万元参与民间借贷。
多位民间借贷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除以上公务员及其亲属外，神木县的民间借贷系统里还有数额更为巨大的“隐形利益”间杂其中，所涉官员高至厅局级。如张孝昌案中，有12亿资产去向不明，即为此因。
2013年7月上旬，陕西省主要领导在神木调研时表示“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直至目前，神木县尚无查处公务员参与民间借贷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