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观点似乎很难为人广泛认同，尤其在当前腐败高发、各种社会问题喷涌的大环境下，公众纷纷质疑中共的执政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过，李世默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共执政60多年来的路线政策的调整，“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今年初去世的著名政治学、法学学者邓正来在多次讲座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邓正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确很伟大，但这种是许多党员自己都认识不到的。中共伟大的关键之处在于能把许多表面上看完全不相同的路线和政策在党内一脉相承地联系起来，随着时代变迁的具体背景不断推陈出新。李世默在演讲中讲到“三个代表”为止，然而中共从未停止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梦”逐渐完善的阐述，公众都从中观察到了中共渐进式的政治进步与理论突破。
在演讲中，李世默还着重分析了中共干部选拔的机制，以和西方的选举式民主进行比较。李世默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在非西方的多党竞争与选举制度下保证“选贤任能”，是因为有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李世默分析，中国的公务员从基层干起要想进入厅局级，要经历全方位的锻炼与考核，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都经历长期的工作或交替任职。而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称，公务员队伍中能攀上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35岁没有升至正处级仕途基本止步。在这样严格的科层制晋升路线下，能进入中央高层的干部已是凤毛麟角。“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李世默说道。
如果以西方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文官制度与科层制的确是漫长的中国历史给政治制度的一大贡献。西方近代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以至于现在英语单词中还保留了“mandarin”一词，这词既指代中国古代的官员和普通话，也广泛指代西方文官制下的官僚。官僚制不是问题所在，由官僚制衍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才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治理的难题。
在今年初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李世默也发表了名为《中共的生命力：后民主时代在中国开启》的文章。其中写道，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其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道德合法性”，这绝非单纯经济增长带来的“政绩合法性”所能涵盖。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社会主体，从未彻底对中共失去信任。这使中共能够通过持续的回应民众和反思调整以自我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