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编著，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常让是上海交大1947届电机系小班班长，是江泽民同志的同学。他为人热情公正，甘于奉献，在同学中威望很高。20世纪80年代，他因患肺癌需长期治疗和休养，才辞去471厂总工程师的职务。郭常让是个闲不住的人，养病期间他经常回忆过去，勾起了对老同学们的无限思念。1947年毕业后，他在上海电话公司工作时，曾利用业余时间编辑了《交通大学民卅六级电机系同学录》，当时还请钟兆琳老师题写同学录的册名，并请毛启爽老师帮助印刷。可是，历次政治运动弄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同学们不敢随意通信和交往。改革开放以后，同学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通信、交往了，却已是沧海桑田，很多人杳如黄鹤，锦书不知如何投寄。于是，郭常让开始筹划编辑新的同学录和班级通讯。在他的牵头努力下，一份份几经修正的通讯录和汇集了大量同学信息的班级通讯飞到了同学们的手中。江泽民同志收到这些饱含同窗情谊的册页后，非常感动，赞扬郭常让不愧为无私奉献的老班长，将之细心珍藏起来，时时检阅，好像又能时时和老同学见面了。
当年1947届电机系的同学和师长们毕业时曾拍过一张毕业照，所有同学都视之如珍宝。后来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的反复折腾后，大部分同学珍爱的这张毕业照都被红卫兵抄走或遗失了。只有细心的郭常让把被造反派抄家时撕碎的毕业照片小心翼翼地收集、珍藏起来。他一直想好好修复，却苦于无法实现。得知同班的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做市长后，他觉得此事有希望了，因为他深知江泽民同志的为人和热心。1986年，当回母校参加校庆见到江泽民同志时，郭常让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结果，不出所料，江泽民同志欣然接受了修复残照的“任务”，还感谢郭常让为大家做了件好事。随后，江泽民同志设法找到有经验的技师，对破碎的照片进行了拼接、翻拍，使照片的原貌基本上得到恢复，放大后又进行了复制，分寄给班上同学。当再次拿到这张失而复得的毕业照时，同学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因为这张照片不但留驻了青春的记忆，更承载着深厚的情谊。
1989年，郭常让计划于10月下旬赴京旅游访友，事前致函江泽民同志，提及希望能见一面。结果因故一直延迟至10月31日才抵京。到了北京，郭常让才知道江泽民同志的秘书已经打过两次电话到老同学张安铭家里，询问他到了没有。张家的子女们调皮地说，郭叔叔成了大人物了，人还未到，总书记已经两次来电询问了！那时正值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想到江泽民同志一定很忙，郭常让便没有打扰他，只是暗自遗憾错过了一次与老同学见面的机会。没想到，返回武汉后，郭常让却接到江泽民同志秘书的电话，说总书记很遗憾两次去电话都没有找到他……放下电话，郭常让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老同学啊，真是与我心有所契呐！
为了弥补那次遗憾，当郭常让把同学录第七稿寄给江泽民同志时，又提出了希望和他会面的要求。江泽民同志立即应允，并约定了见面日期。因为是去见老同学，郭常让赴约那天特意穿了便服，更没有打领带。走入中南海的边门，郭常让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以为安全检查一定很严，担心随身携带的照相机会被暂时扣留。不料，不但没有见到森严壁垒，而且遇到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和蔼可亲，这一切驱散了郭常让仅有的一丝紧张。郭常让夫妇被引入会客室坐下。趁着等待的间隙，郭常让环顾了一下四周环境。这间会客室面积大约30平方米，放了一圈木制扶手的旧式小沙发，估计是50年代的产品。室内没有一件新家具，更不用说新式摆设了，仅在墙上挂了一幅画着红梅的国画用作装饰。朴素简洁中透出丝丝温馨，使人自然放松。如此简单的陈设实在出乎郭常让的意料。正当他在心里惊讶不已之时，江泽民同志已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并老远就伸出手来，边走边招呼说，老郭，还是老样子嘛，没变，没变。爽朗的声音里透着明显的兴奋，也使气氛立时活跃起来。江泽民同志这天也是一身便装，未系领带，显得轻松随意。见到期待已久的老同学，郭常让赶忙迎上去，紧紧地握住江泽民同志的手，说道：“你可是比以前壮实多了。”的确，比起当年读书时候的“江博士”，江泽民同志的身材着实壮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