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城镇化如何既考虑乡土文化的传承，又构建足以维持市民有尊严而优美生活的城市文明？
迟福林：城镇化的推进，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肯定会受到冲击。比如，城市改造中，对传统文化载体的一些建筑，是不是要加大保护力度。当然，在我看来，城镇化进程中比文化保护与传承更重要的是，当下农民的权益保护和幸福感的提高。一个不能给当代人以及后代人带来幸福的文明，总归是要被淘汰的。只有农民的幸福感提高了，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才有可能得到传承。因此，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离不开文化支撑。维持有尊严而优美生活的城市文明，不是简单地割裂城市和乡村文化，更不是消灭乡村文明，而是二者的融合、创新。
王晓渔：
文化本身多样，不一定要融入一个大传统
潇湘晨报：城镇化进程中，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
王晓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没法说城乡之间存在对立的二元文化，没法说两者是绝对冲突的。城市内部的文化也是多元化的，不同城市之间也会有很大区别，很难截然认为城乡之间存在二元文化。
城乡的二元结构是制度上的，不是文化上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滞后而不是文化滞后。现在城市里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籍的人口生活于其中，甚至他们就是出生在城市里，已经适应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向城市纳税，却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是否会产生文化冲突，关键看是由下而上的自发的城镇化，还是由上而下的统一的城镇化。如果是自发的城镇化，对于公众而言，他可以做个选择，是否参与到城镇文化之中去，他有不参与的权利。而如果是统一的城镇化，是“被城镇化”，就有可能与城镇的生活方式产生冲突。比如本来是大家聚居在一个村庄里，彼此经常串串门，现在住进了小区，和邻居彼此都不认识，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文化是从自己内心出发作出的选择，而不是被规定的。
潇湘晨报：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曾一度推行过类似转变生活方式的举措。
王晓渔：是的。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在衣食住行上推行“现代”的方式，注重清洁，讲究秩序，似乎是好的。事实上，这种通过行政方式强制推行的运动，结果是非常失败的。
因此，所谓“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用强制的方式让民众去适应“新”的文化，改造“旧”的文化，这种短期行为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很容易反弹。
在文化的“融合”上，起主导作用的不应是行政命令，而是要交给社会来做。而且这种“融合”是双向或者说多向的，比如市民也会体验乡村生活，在这种体验过程中会寻找到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不是单方面地由一方影响另一方。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融合”，不是所谓高级文化影响低级文化，而是互相影响。尤其要避免等级观念，不能先预设城市文化更加高级。
如果城镇化的过程是自发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适应也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城镇化的过程不是自发的，而是一种“被城镇化”，要让“新市民”适应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自己没有改变的愿望和兴趣。这时如果再强制要求其融入城市文化，等于是侵犯他的权利。
潇湘晨报：失地农民，还面临着城镇化生存能力问题。他们怎样在经济的参与上融入城市？
王晓渔：不是他们如何在经济上融入城市的问题，而是城市如何不排斥他们的问题。一个人在城市里面出生、长大，只是因为他的户籍来自农村，结果他做了工人，我们还叫他农民工，那不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为什么学生从乡村来到城市读大学，获得城市户籍，工作之后不会被称为农民工、更没有“学生工”一说？关键还是户籍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不融入”也是一种权利。文化本身应是多样的，不一定要融合或者融入一个大传统里。
潇湘晨报：有人担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会断裂、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