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他曾在提篮桥监狱服刑6年。南都记者 高龙 摄
“写作组”和8号监
1982年，在参观提篮桥监狱33年后，朱永嘉又一次进入提篮桥监狱。这一次，他从观众变成了囚徒。
上世纪50年代，朱永嘉在复旦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工作、任教，开过明清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在大时代，朱永嘉因为历史专业的缘故，结识姚文元，最终卷入了政治漩涡。
1965年，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视作“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在姚文元写作此文过程中，提供资料的人是朱永嘉。当时，朱永嘉把《明史》里面的海瑞传记、地方志里面的材料等集中在一起给姚文元。他还给姚文元讲解了海瑞时代的历史背景。姚文元写好文章后，朱永嘉在历史方面给他把关。“通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和姚文元认识了。”朱永嘉说。<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海瑞罢官>
姚文元写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参考材料也是朱永嘉帮助找到的。
“文革”中，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上海市委写作组除了政治写作，也根据实际状况总结经验，写调查报告。“张春桥和姚文元发指示，我们写作组向他们汇报。我给他们写过400多封信。汇报工作的信都寄到北京。他们有意见就批到上面，又寄回来。”朱永嘉告诉南都记者。
“写作组队伍越来越大，要扩编。就搞学习班，从工农兵里面找一些人。有些小青年，只有二十一二岁。后来清查组过来一看，说你们写作组怎么这么年轻啊。”朱永嘉说。
时代变了，但朱永嘉觉得自己的观念依旧，“我大的观念到现在没有变化。世界观形成，改变很难。当时文章的价值观基本成立。”
1976年10月8日晚，“四人帮”被控制后，上海市委常委会开会分析形势，朱永嘉列席。
在会上，朱永嘉分析形势说：“两军相争，勇者胜，看敢不敢斗了。要斗的话这是个机会。起草宣言我来搞。”他们之后还讨论了斗争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这次会议成为后来朱永嘉策动武装叛乱罪的证据。
“四人帮”被控制后，朱永嘉作为鲁迅展览访问代表团团长，带团到日本仙台去过一次。
当时是1976年10月，风声已经传出。朱永嘉回忆说他当时没有跑的打算。走之前，他对写作组的人说：“我有事情，我会回来负责的，你们不用担心。”
从1976-1982年，朱永嘉被隔离审查了6年。1982年，朱永嘉获刑后，9月初由上海哈密路拘留所被送往提篮桥监狱。他的书多得一部吉普车都装不下，只好另派一辆来拉。随他进提篮桥监狱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毛选》、《马恩选集》等。
穿过提篮桥监狱的三道门后，朱永嘉被关押在8号监。这是一幢5层楼，他关押在4楼。朱永嘉介绍，在当时的监狱管理中，一幢楼是一个大队，下面设五个中队。一个楼层关140-150人。
关押朱永嘉的监房面积只有3.3平方米。四周是铁栅栏，外面可以看到里面。开始时，他和一个中年、一个少年囚于一间。晚上睡觉很挤，三人都要侧睡，翻身必须一起翻。监狱让犯人互相监视，通过犯人汇报来了解犯人。同室的少年曾向监狱汇报过朱永嘉的情况。
后来朱永嘉给其他文化程度低的犯人上课。在监狱支持下，他和王知常（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成员）等人开了大专班，招了40多个学员。“监狱生活平平稳稳。”朱永嘉评价。
后来朱永嘉有心脏病，保外就医。在狱中，有次他小便出血。住进监狱医院病房，没想到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去世的病房。“文革”前有人诬告王造时搞组织，想恢复“救国会”。王造时被抓进提篮桥监狱之后，“文革”来了，他被一直关到死。1988年12月，朱永嘉被提前释放。
7月12日下午，不断有听到关闭传闻的上海市民拿着相机，在提篮桥监狱周围拍摄。但提篮桥监狱一百年来见证过的各种秘密，却躲在镜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