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后30年里是“60后”官员黄金时间
总的来讲，“60后”官员既有对生活苦难的体验，又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们骨子里又追求变革，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又带有一种保守的性质，不愿用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改革，而是对渐进改革情有独钟。另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学教育虽使他们的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增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可同时，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社会事务的了解和认识，扎根本土，有国家荣誉感。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于一体，孕育了“60后”官员独有的治理风格，即强调社会变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柔性治理，从而使其施政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但“60后”高官将来在主导中国的发展时，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有利影响，既取决于他们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取决于历史是否有变革的需要，是否会给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时间。
历史固然是人创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人能否创造历史关键看历史是否提供了相关条件，环境是否允许；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还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人的主动性和历史的主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取决于他对历史是否自觉。
“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活跃的黄金时间是在18大后的30年里。这一时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所谓关键，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内部事务和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国在未来30年的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最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还权于民。
中共文件一向强调，要优先解决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来30年尤其是“60后”官员执政的后20年，百姓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国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换言之，不但要有个人的自由，还要能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真正做国家的主人。这既是由个人私有财产的增长决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势决定的。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要增加百姓的财富，这样才合乎正义，而财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国家对财产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