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您认为中国军事外交应该变得更积极主动，具体有什么建议？
王赓武：中国要学会善于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以“香格里拉对话”为例，中国军队应该安排更多英语好的人来，来了以后多说话、多沟通，这非常有必要，这就是软实力，要的就是聪明、圆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你不说话或者说得非常简单，就会出现误解，人家就会去听其它国家的声音。
黄靖：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周边形势有了主动权。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却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有利局面来得太快，而中国又处在领导人更替的特殊时期，没有充分准备，并适度地把握机会；二是周边国家也不适应，以前大家习惯跟着美国的调门走，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行为模式，现在发现美国人要撤，中国人起来了，而中国跟美国相比，不管是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都不一样，容易产生恐惧感，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有副作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话就很值得赞赏，他说中国要有大国之风，要讲义，不要讲利，要把握好这个时机。
所谓大国之风，其本质就是大国的行事要有准则，要树立榜样，而不是我的胳膊比你粗，我打你两拳，你也没有办法。不能这样。我认为中国领导层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会说大家一起和平发展，这就是中国的道德制高点。
南方周末：怎样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黄靖：从二战以来，到后来的朝鲜战争，美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真理：美国在亚太出了任何重大问题，要稳定，就不能单独跟对方寻求解决，而要找伙伴。研究美国的亚太政策，这是一个准则。
但现在美国要找帮手，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中国，一是日本。对美国来说，日本是可控而不可信，因为两国之间的战争，到现在美国还是不信任日本，要把日本控制得死死的。中国是独立的，而且越来越强大，在美国看来是可信而不可控：中国说话算数，有信誉，但美国控制不了。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在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实上，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中美形成前所未有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使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从此，凡是中美之间的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货币、贸易平衡、环保等等，同时，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也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零和游戏，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的。
问题在于，中美两国由于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意识观念都不一样，不可能达成战略互信。加上中美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就是国内政治的高危期，迫使两国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对外政策要服务于对内政策，于是对外政策就不可能稳定，两国关系更不容易处理好。
要想稳定两国的关系，只有走制度建设的道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制度性安排，确保双方能保持交流沟通，妥善处理冲突和争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要往这个方向走，用制度方式克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用制度方式发扬光大共同利益，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关系稳定下来。
随着中国的发展，局势实际上是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凸显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