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是什么？
李铁：最突出的难题，是附着于户籍上的利益如何重新分配。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向城市提供廉价的农产品，确保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积累。上世纪80年代起，二、三产业高速发展，城市积累了大量财富，进而拉大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的差距。这种与户籍紧密相联的利益结构，加大了户籍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对广东的调查显示，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5大类17项公共服务和福利方面，本地居民均可完全享受，而外来人口则有10项为“不可享受”，7项为“部分享受”或“少量享受”。要缩小这种差距要从原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中切出一块重新分配，比如高考招生的名额分配，是一项硬碰硬的改革难点。
土地制度改革应给农村集体用地平等参与城镇开发的权利
南都：现存的土地制度为过去三十年来的城镇化快速推进释放了巨大的红利效应，但也带来许多积压已久的问题，现在的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铁：现行土地管理方式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占地面积过大、利用低效的问题。2000-2010年全国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从130平方米增至142平方米，粗放利用问题日益严重。同样在这十年，全国农村建设用地不减反增了203万公顷，城乡两头不断挤占耕地空间。
目前土地问题还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日益严重。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用于城镇建设的资金1/2～1/3来自土地出让收入，经济条件稍差的内陆城市比例更高。对于土地出让金的过度依赖，容易造成城市摊大饼似地平面扩张，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成本。
南都：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李铁：应给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参与城镇开发的权利，进一步降低土地开发成本，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当时的农民在几乎没有成本的前提下，利用集体土地兴办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对存量土地的整合和再利用，通过赋予集体土地参与城镇建设的同等开发权，这是新时期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打造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关键。同时，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权利，还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拆迁成本、遏制地方滥占土地，从而真正保障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