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感恩念邓公
万云鹏、赵崇焕的命运都充满坎坷。抗战胜利后，不愿意打内战的万云鹏于1946年去了马来西亚，50年代初回到昆明，“坐牢五年，下放七年，”万云鹏至今记得，他曾在“文革”前期的运动中，被批斗了八天八夜。拉过板车、割过草，“像牛一样低头干活”。万云鹏说自己能走到今天，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心满意足了。
谈及人生最大的转机，万云鹏和赵崇焕两位老兵都不约而同地嘆道：“感谢邓小平！”1978年，中国冲破禁区，拨乱反正，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用赵崇焕的儿子赵灿林的话来说，“1978年是分水岭，让抗战老兵的不公命运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房屋狭小 生活负担重
在赵灿林的记忆中，少年时的自己曾经因为父亲的“污点”而抬不起头。“父亲很少笑，也很少说话，直到1995年以后，才打开回忆的闸门，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起抗战的往事。”赵灿林说。
据了解，赵崇焕的固定收入来源是每月210元的“失地农民低保”，他随儿子居住在昆明东寺街一处居民楼的七楼，因房屋狭小，他和孙子睡高低床，患有支气管炎和肺心病，每天需要吸氧数个小时。赵灿林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换个一楼的房子，让父亲出门走走，但因儿子在读大学，妻子病退，父亲每个月还需要几百元的药费，沉重的生活负担，心愿成了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