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改革，应该改“去行政化”为“社会化”
记者：您给她提过建议?
王振耀：当然，我提过相当多的建议。我跟赵白鸽说，你现在光和大家说“我不贪污”，“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关键是搞清楚，社会要你这个机构干吗?你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红会急切地需要做一些好的项目，一些符合老百姓需求、同时可以从政府拿资源的、可以组织志愿者参与的项目。比如儿童大病医保，普通老百姓太需要了这个了。红会有网络、有医院，有资源，那你能不能牵头赶紧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家心里有杆秤，你是在做好事，是在探索，我觉得那时候即使还有批评的声音，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
现在的红会很需要这类的建议，推动改革前进。现在提红会改革，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去行政化”，我觉得应该叫“社会化”更合适。“去行政化”面有点窄，有种否定性含义在里面，而“社会化”更富有主动性，社会化就是和大众联系。红会的官方性质没什么，能有政府的支持和资源是好事，关键是要搞清楚“干什么”的问题。
总体讲，我认为广州慈监会和红会社监委都是探索，是一大进步，等于是给慈善组织解决“大众参与”这块开了个口，打开了一扇门。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些机构变成或看成是纪检机构一样，它是一种社会监督，不是监察纪检。
社会监督慎提“独立的第三方”
记者：您是说这两个组织的定位问题?
王振耀：是的，首先定位要清楚，两者都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所谓社会监督，就是大众的意见要通过它来集中、表达，首先是一个社会性，不是“专业的或独立的第三方”。记者：广州慈监会成立时称“首创第三方监督机制”，包括红会社监委，在成立之初，也强调自己“开展第三方独立运行监督”。王振耀：从红会社监委的运作经验看，我认为“第三方监督机制”，“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这类提法应该适度注意、要慎提。因为，独立的第三方是需要注册的，是要有经费保障的。道理很简单，你独立的话办公室独立吗，财务独立吗，人员独立吗?你要独立，谁来给这笔钱?记者：所以无论是公众，还是成立这个监督机构的政府或组织，都要搞清楚定位的问题?王振耀：对。社会监督千万别忘了“社会”二字。国外也有这类机构，搞得很活，比如他们推动社会对话，甚至把总统都拉进来。我们现在都是体制内邀请进来的，这是第一步，以后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人进来，有更灵活的方式，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探索。
作为委员，我也曾质疑过红会社监委
记者：这探索的“第一步”就遭受了很多质疑，包括您本人还有其他几位红会社监委委员，都“中枪”了，被人质疑和红会有利益关联。您认为，未来进一步探索“公众参与”慈善事业中，目前有哪些经验可以吸取，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王振耀：说到质疑，其实我本人在遭受质疑之前，我就质疑过红会社监委，我们委员会其他委员也质疑过。比如，社监委能不能代表红会就某些问题向大众作解释?其实是不能的。你不能代表红会，这不是你的角色。你的性质是“社会”，你应该是代表公众向红会提出社会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红会向大众解释什么，你完全弄反了，把自己的定位弄错了，这也难怪公众会质疑你是在为红会做公关。记者：所以，对于社监委是什么、做什么，你们内部也有分歧，现在这个分歧解决了吗?王振耀：解决了。上次开会(6月9日，红会社监委召开2013中期会议，讨论社监委上半年工作报告和下半年工作计划)，大家讨论很激烈，包括讨论重查郭美美事件等。我注意到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人认为不是应该重查郭美美，而是红会应该进行体制改革。我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压垮红会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解决问题是从这开始是不对的，该解决的是体制问题。
社监委现在对“做什么”已经很清晰了。社监委应该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方面向红会说社会的意见，另一方面，利用委员手中的资源，搭建渠道和更宽泛的网络，让公众参与进来。
记者：社监委在统一意见后，在人员上有没有变动?有没有退出的或者不想干的?
王振耀：目前没有退出的。大家都觉得这时候也不能退。公众质疑我们与红会有关联，但不是说有关联就不能来监督，这里面有一个正关联和负关联问题。
比如，我是社监委委员，我的公益研究院和北师大就不能和红会有任何关联了吗?在儿童大病医保这个项目上，我这边儿童中心恰恰有一批专家可以做相关的研究和论证，也就是说在儿童大病医保项目方面是可以合作的。这时候为了避嫌不合作，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这么一想，委员们就都明白了，以后社监委发展应该朝向更专业化，从而促进红会的改革。
记者：红会社监委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王振耀：下一步社监委要整体更加开放，而不是越来越封闭，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让社会充分的批评我们，让社会来给我们定改革方向。我的看法是，这个方向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社监委一部分朝监事会方向发展，社监委内化为红会的监事会，这就需要红会的体制改革;第二是社监委向社会开放，比如邀请记者团和更多群体的加入;还有一个方向是社监委承担咨询、培训设计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