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老不信”：群体逆反心理使然
在社会事务管理、公共管理活动中，我们必须注意群体层面的“群体逆反”心理，因为它带给我们的麻烦远比个体层面的逆反心理大得多。所谓群体逆反心理，就是一群人对某个事物或者某个观念的原正确性与原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走到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社会上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愈是正面宣传的东西，受众愈是反感;愈是批评错误的思想言论，受众愈是同情;原先对某个事物绝对相信，现在却对此彻底否定等等。这些都是群体逆反心理的表现。让人头疼的“老不信”现象也是群体逆反心理在起作用。
群体逆反心理不同于个体逆反心理的特点，首先是共振性，群体逆反心理存在于某一个群体内部，能够引起共鸣，共振点产生的时间和条件相当复杂，如果能够弄清群体逆反心理的远处共振点，那么对于逆反心理的疏导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是放大效应，群体逆反心理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逆反的力度虽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但是从整体上看，程度肯定会被放大。再次是对抗性，群体逆反心理和个体逆反心理一样，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等三个要素上都具有明显的对立性。最后是直觉性，逆反心理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逆反者仅仅追求“反抗”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快意，对事物的判断是凭直觉和经验来进行的。遗憾的是逆反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固执地坚信自己无比正确。
张君劢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价值判断上的群体逆反
群体逆反心理特别容易表现在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场合中。当一群人对某个价值观已经厌倦，一旦有人提出了与原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判断时，就会立刻在群体中引起巨大的共鸣。群体中的成员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其反面的东西，在另一个极端上产生了思想上的共振，同声相应、同气相鸣，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为何在我国容易出现“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理性和逻辑素养，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批评先秦文化的六大缺陷时就曾说过：“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20世纪30年代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谈到传统时感慨系之：“……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另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社会具有这种极端思维成长的丰厚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专制体制压抑了个体思考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容易陷入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群体思考”(即一群人完全以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全体成员意见高度一致)的泥沼中。从整个社会来看，下级不得不揣摩上意、迎合权威，不少人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一种途径，所以他们往往也更擅长遮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另外，在官僚集团内部常常存在尖锐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双方的观点彼此高度对立，对于参与者来说，“站队”比真理重要得多，所以这些参与者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要的仅仅是立场——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效忠。一旦某一个派系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则会刻意将失败一方的观点和主张打上“绝对错误”的标签，失意一方的追随者则往往改弦易张，瞬间把自己过去的主张抛之脑后，和原有的派系划清界限以表明心志，于是他们不得不刻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可见，谁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谁就有绝对的话语权，权力大于真理。这种社会环境客观上淡化了理性的作用，无意中培养了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而其经过长期的浸融，已经深入到族群成员的骨髓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