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从三年半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的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不错，其结果也值得自豪。第一，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第二，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朱镕基解释说，“因为农业大丰收，没有收购资金”。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800亿斤，1996年年初是400亿斤，现在快到900亿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所以朱镕基说：“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