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资本与模式
已经明确了晋升的目标，那么，如何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为晋升铺平道路，则成为央企“准官员”亟需考虑的问题。
回顾已经“商而优则仕”的央企高管，他们大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年富力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例如，福建省长、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苏树林生于1962年；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原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川平生于1962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原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1960年出生；吉林省委副书记、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1961年出生；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陈肇雄1961年出生。
高学历是另一个重要特征。前述研究里的189位央企高管中，约4%获得升迁，拥有博士学位的占升迁比例的1/4。例如，早在1989年，陈肇雄就已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事实上，2003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将考核结果作为央企高管薪酬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政绩和关系都很重要，两者通常是互补的关系。就我们研究的央企高管样本而言，政绩能够解释升迁原因的大约占2%，而关系能够解释的大约占3%。”聂辉华介绍说。
真正的晋升，一般是从央企负责人调到同等级别党政机关担任负责人开始。“这一变动虽然并未提升央企高管的行政级别，但却令他们有了进一步的晋升空间。”聂辉华说。
事实上，从央企负责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的第一次变动，很少伴随行政级别的提升。晋升轨迹通常是，先调动到同等行政级别的党政系统岗位转变成官员身份，然后再在党政系统内进一步升迁。
例如，2005 年时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苗圩调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紧接着又于2008年3月调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这两步调动的行政级别并未提升，都是副部级。后来，苗圩于2010年12月调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党组书记，此职位为正部级。“在央企高管被提拔的进程中，进入公务员系统的第一次职位变动至关重要。”聂辉华说。
论文设立了四个指标对“政治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仅有“是否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这一指标对晋升影响较大。
其他三个指标为：是否当选或曾经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否有中央党政机关的工作经历、央企的总部是否在北京。不过，这些对于央企“准官员”的晋升影响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