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教授
文_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愤怒感是转型的孪生物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愤怒感逐渐上升，这既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摩擦，也表现为规模不等的社会冲突事件。
社会的愤怒感高涨，是转型社会共有的特点。英国在19世纪中叶狄更斯的时代，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镀金时代”，社会整体上都很愤怒。
大凡一个国家，快速进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必然剧烈调整，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原来的精英阶层衰落，或趋于边缘化。
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一定会涉及大量的利益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和成本的分配在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均匀，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就上升成为精英阶层；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还有被迫承担巨大成本的阶层，就急剧衰落。
所以，民众对这种时代的感觉，就是狄更斯所谓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那些自觉处于“最好的时代”的人，不会刻意发出表示满意的声音；那些自觉处于“最坏的时代”的人，却会尽量大声抗议，于是强烈的愤怒感就成为时代的主要声音。
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社会转型被压缩到一两代人之间。民众脱离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进入全新的生活方式，在心理上需要有一个调适的过程。同时，现代社会的信息流动量很大，大量负面的信息被报道，这也增加了民众的迷茫和焦虑。从传播上看，负面信息很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与社会大众的认知互相强化。
社会的这种愤怒感总会寻找指责对象。在西方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贵族的落伍、商人的狡诈、资本的冷酷、市场的无序，是主要的鞭笞对象。而在当下中国，政府权力很大，指责权力腐败就容易获得赞同。在此氛围中，所有现存的问题都容易指向体制问题，也很容易得出简单的结论，认为体制问题解决了，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种观点掩盖了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但由于其对象唯一、逻辑直接、结论明确，在舆论中就有巨大的传播和影响力。集中承受了社会愤怒情绪的各级政府，由此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在市场化的转型中，安全感的下降也刺激了社会的愤怒感。市场经济促进了物质水平的改善，在经济上的匮乏得到缓解后，民众开始怀念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安全感。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下，民众没有太大的自由，物质上也很匮乏，但安全感是有保证的。要在经济上重返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张，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会一直有影响。在市场经济中，食品不安全、环境不安全、经济不安全都有可能成为威胁。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财产关系深入到各个角落，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趋于不稳定，基于夫妻关系的核心家庭稳定性也在下降。婚姻关系中的财产纠纷被大量报道，进一步导致了不安全感的泛滥。
然而，尽管社会的愤怒情绪似乎遍地燎原，却无法以此准确衡量民众的政治意愿，也不会转换为实际的行动。因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众的实际经济、社会地位在迅速变动，但其对于社会秩序、道德的认知，是自幼形成的，且很难改变。尽管这些观念并不和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却依旧主导着人们的价值规范。
中国在一两代人之间快速转型，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事实上，很多转型时期的受益者，对当下的现实也十分不满，但如果与转型前对比，其对当下的满意度又是很高的。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中。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下高涨的愤怒感会逐渐获得某种程度的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