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列阳：有。这次讨论让我们思考，庭前会议到底可以让审判“简化”到什么程度，在个案中，对于“简化”，控辩审和被告人四方，是否有权达成一致意见？这倒是一个学术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具体说明。我认为被告人在场与否，有本质区别，被告人在场的话，决定权应该是有的。刘志军案的庭前会议当天，因为刘也在场，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决定权的（决定哪些可以简化）。
当事人利益VS公平正义
南方周末：有律师认为，你们应学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这样的案件。
钱列阳：这个案子不是我去拿来的。作为职业律师，我对自己工作的基本标准是不伸手，不推手。我不知道法律援助派到头上能不能拒绝。收钱的事，可以拒绝，没钱的事，这是义务。作为职业法律人，我也没有回绝的理由。
当我第一次得到消息要去给刘志军做辩护时，我脑子里立刻想到那位没有律师肯为之辩护的印度强奸犯，那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刘志军案，有经验的律师都知道，谁辩护，谁挨骂。如果刘志军被判死刑，业界会骂钱列阳无能；如果没死，老百姓会骂我坏人，保护了这么一个贪官。我敢肯定，今年是我的挨骂年。我相信刘志军案一审判决之后，又会掀起骂我的高潮。我在微博上还收到私信：给这样的人渣做辩护，你本人就是人渣。
看到这些人的指责，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民众至少是善良的，律师同行对我们的批评，至少说明他们是爱护我们这个行业的。包括伍雷的批评，我上来就感谢，他没有冷冰冰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且在宏观上来说也没什么错。但我谈了我的一个狭隘的意见：律师的第一职业伦理，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医学专家可以洋洋洒洒说，但是主刀医生有责任把这个病人救好。学者何兵、徐昕的话都没错，但是他们不担负具体的人的责任。
南方周末：批评的观点中，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律师的职业伦理，除了维护当事人利益，也要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一旦当事人利益严重背离了这一点，律师应该对正义和法律负责。
钱列阳：我坚持认为，我们对被告人，只做法律评价，不做其他的任何评价。我们的第一天职，就是在合法的范围内，使我的当事人利益，得到最大范围保护。我们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我必须坚持。
律师的职业荣耀、职业尊严、社会责任，都是通过每一个案子兢兢业业地办理，最终形成的，就像万里长城是靠每个人搬一块砖。法治长城的每一块砖，就是每个个案，我们的职业伦理就在于我们把每一块砖搬好。
南方周末：你认为在此案中，“当事人利益”和“公平正义”这两个伦理价值之间，是否产生了冲突？
钱列阳：我作为律师，我没有感觉到冲突。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表演，我更不会参与表演，我在做的事情，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我所做的所有工作，是和被告人充分沟通的结果。如果被告人认为无罪，我认为被告人有罪，那我不成了第二公诉人了吗？
庭审透明度有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