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保障犹如空气、阳光和水
腾讯文化：有种说法是孔子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因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被他斥为“天下无道”，所以那个时候“道”的担子就落到了知晓“礼义”的“士”阶层身上。而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产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就是在中国被强行注入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出现的，像梁启超、严复等。有趣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活跃的年代都恰是时代风起云涌的变迁阶段，像春秋战国，民国时期，包括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等。在您看来，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环境中，应该是把自己摆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那样的环境里出了很多“大家”，其人格与学术高度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难以企及的？难道知识分子界的繁荣与社会状况的稳定是相斥的？
谢泳：凡适于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私有社会，经济独立，个人财产有保障。二是自由结社，个人的团体活动有保障；三是职业技能自由对应行业管制，比如学新闻的，可以自由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等，学教育的，可以自己办小中学大学等等。你提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我说的这几条都是有保障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少产生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因为时代变了。没有制度性保障知识分子自由发挥专长的时代，不可能普遍产生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界的繁荣与社会状况的稳定不是相斥的，但必须要基本的制度保障，前面我说的那些条件，对知识分子来说，犹如空气、阳光和水，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好在网络时代适时到来，让知识分子说话的空间没有完全消失，但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必须以获取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为归宿，不然他们的努力很难产生远大的社会影响。
管制不变 良知还可以在
腾讯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这样描述过知识分子：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社会中，因为言论出版的相对自由、私立大学的存在、允许私人报刊等这些条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比较少的受到制度制约，独立的空间比较大，那在当下的环境中，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下，知识分子又如何做到不触碰底线，又能保持自己的风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秉承怎样的伦理原则，应该怎样平衡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关系？
谢泳：我同意你的基本看法。我们从一般知识的角度观察，中国是完全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家，这没有错。但不等于在这样的控制下个人和私人空间没有一点缝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还是在慢慢增长。具体到大学来说，目前的情况是它以职业为第一保障，也就是说，所要在这里生活的人，职业是其首选因素，也就是说吃饭第一。但任何机关的情况都有相当的复杂性，特别是文化机关，要让所有供职的成员都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在管理上就不可能做到，或者说这会极大提高它的管理成本，所以中国的大学里，在职业第一的普遍状态下，还是有说真话的人，有做真学问的人，有自觉选择边缘化的人，有保持良知的人。而中国大学对于消极的知识分子来说，还多少保持了一些容忍。只当饭碗不保的时候，才会有主动的妥协，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消极为首选。说实话，在目前体制下，只有极少数人，特别是在经济上可以自由独立的人，才有主动选择放弃大学职业的可能，比如陈丹青。对多数人来说，离开这个职业机关，他们没有其它可以选择吃饭的去处，当然这是在一般意义上说。对于报界，也包括你们网络，虽然管制无处不在，但在事实上管制是管制，但你做事的人还可以保持你的良知，区别在于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了吃饭而稍有妥协是常态，但你内心的良知可能会受到伤害，如果还在承受范围，则得过且过，如果越过了底线，则可以选择逃离。不过说实话，中国常常是无处可逃的。
时代已变 “屈原精神”不可再现
腾讯文化：有人认为屈原身上体现了“文化创造”和“反抗绝望”的批判性和抗争性，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特征普及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如果可以，那在您看来，当下的知识分子又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谢泳：屈原就是消极反抗。他那样的精神不可能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出现了，这是时代条件决定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都是自觉选择的，国家没有让你承担什么责任，你事实上也不可能承担什么责任，国家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无处不在，不需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指手划脚。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担当，只能在知识和精神上发挥作用，主要是独立著书立说，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说与自己真实生活感受和知识逻辑相矛盾的话，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