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谢泳（图片来自网络）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黄河》杂志副主编，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教授当年》等，主要致力于近当代知识分子研究。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被摩罗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谢泳、林贤治和余杰）。
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体制、知识分子与社会变迁，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话题。谢泳曾说“多数知识分子面对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惨命运的开始”，他也说“不信任知识分子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时代的洪流中，无处躲藏的启蒙者、教育者和书写者们曾一度被挤向一道道墙，和一条条击在心上的皮鞭，“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
如下为谢泳参与“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中，与腾讯文化对话实录：
体制曾让人无处可逃
腾讯文化：我看到您之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曾否认自己是“体制外的学者”，也看到您说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意志受到了很多制度限制，很想请您谈一谈，我们建国以来，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有哪些变化？不少脱离体制的学者，比如说被媒体报道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老师，也有很大的成就，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谢泳：“体制内外”，在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严格说在目前中国体制下，没有内外区别，这是集权社会的普遍特征。所谓“体制内”在目前流行的观念中，它主要指个人是否具有公职，而有中国，公职即有具体领取薪水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公家单位，此外有再好的收入，也是没有“公职”。按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中国是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家，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所以在中国谈“体制内外”，通常只具有职业意义，而不具备其它政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中国所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事业，完全由国家垄断，在这方面私人（包括法人）基本没有活动空间，凡从事与此相关事业的人，无不可以视为“体制内”，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过去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这是一个正厅级单位，此类机关的行政首脑，如果有好有一比的话，应该是山西省文学厅。我在这个机关当了二十多年编辑，当然不能说是体制外的人了，我是国家正式公职人员。有些人把我视为“体制外”的人，可能是感觉我有些学术观点不是很主流。1949年以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命的事是与他们专业和理想相关的职业出路，全部都堵死了。比如知识分子天然有结社的偏好，中国古代诗人即有结社的习惯，但这个习惯在1949年后，事实上是不允许了，或者这样的活动有极大的风险。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有一个著名的“乐天诗社”，得到当时文化部的认可，参加者有相当多是当时在政府有职位的旧诗爱好者，但后来它还是被解散了。因为其中一个成员借纪念他父亲的名义，联络了全中国相当多文朋诗友题词作文，有关方面感觉到这样的文人联系不合适，所以以后此类社团就慢慢消失了。文人团体尚且如此，其它就更不论了。
还是有就是教育，完全有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染指，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就好比你一生的教育都在努力学习打铁，但当你完成这个职业训练以后，国家不允许有铁匠这个行业了，所以你只能改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多说没有吃饭的去处，人都活，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冯友兰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他还曾想过离开大学，过自由职业的生活。这其中都是自己以往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那时中国基本没有自由职业，要饭还需要大队批准，哪里有什么自由职业。只有公家没有私家，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这是当时最简单的社会体制。人无处可逃。邓正来先生一度没有正式职业，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我们所谓的正式职业，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公家”，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职业观念。还是认为只有给“公家”干活者有职业，你给民营私营工作，不叫有职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务员”如此受人青睐的内在原因。它的特点是“可靠”，所谓有“保障”。邓先生始终在做他的学术工作，比如他与高校、出版单位、报界的合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他没有“单位”也就是没有“公职”，也就是“体制外”。他后来到了复旦大学，也就是有了公职。我们必须清楚，邓先生的经历在中国是特例，不是常例。中国民间有邓先生能力和境界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他们没有邓先生的幸运，所以做事的难度就极大。中国现在虽然有了一些空间，不是铁板一块了，但你必须承认，只有“公家”这个平台最好做事。邓先生的经历我们只能钦佩，不能模仿。他那样的经历是可遇不可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