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老袁的说法，我只谈我的。信阳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过访问，据说严重程度没那么大。会不会是统计或政治原因，造成数字夸大？从责任上讲，我们应去批判官僚体制异化——地方官瞒报灾情，人民的公仆沦为特权阶层。所以，这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这是王晓川的观点。
“他们怎么形成今天的思维？”张宁很想探知。他曾与“黄读会”的年轻左派讨论，他觉得：这些年轻人往往从理论上理解过去，比如“文革反权威”、“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会解放”。他们会先验性取材——一旦接受运动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里暴露的“负面”。
“你们不能总拿经历来压我们。说到先验性——有些右派正因为经历，放不下个人恩怨，将自己承受的痛苦赋予整个社会群体。今天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必定站在精英角度上。那么，平民老百姓的回忆呢？”王杰反问道。
“一个地方饿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错。可如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呢？”雷颐追问。他曾文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有段时间允许公开评论“文革”，后来禁止具体谈论，只是否定“文革”。90年代后，雷颐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描写知青岁月，蓝天白云能够谈，残酷事实不能谈”。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乌有之乡”运营人范景刚专程赶来郑州，会见这批新老毛左。
这一年，中国左派内部从分歧走向论战，继而分裂。学者陈子明将左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乌有之乡”代表人物张宏良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华等“造反派”。
“张宏良在重庆的演讲很让我们反感——因为我们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来就该站在下面。”在王杰看来，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人划出去，让关心底层与社会进步的力量更纯粹。”
当天，范希望在座左派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声明他们的选择，也是为与高层左的力量相呼应……”袁庾华等人的表态，让范景刚失望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