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里的巡视制度
与干部面谈科学发展观，事关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否贯彻——它似乎与反腐败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对权威涣散、政令不通的焦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经显现。
在党史的叙述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六大”还提出要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但是，“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决议无法贯彻。
在组织涣散的危机下，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巡视员的建议，为自身引入巡视制度。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五号通告”，正式颁布党内《巡视条例》，派出巡视员了解基层党组织状况，推动执行中央决议，巡视员成为“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用以保证政令畅通。
抗战开始后，巡视制度事实上废止。直到1996年，中纪委制定了《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并于2003年正式派出巡视组，巡视制度才被恢复。
在中共党内巡视制度重启同时，历史学者也开始建设性反思。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者何益忠认为，巡视制度本身蕴含风险，如1931年王明掌握中共领导权后，排斥异己，主张武装夺取城市，最终导致中共惨败。王明推行其路线手段，就是向各根据地派出巡视员——巡视成了残酷政治斗争的工具。
“巡视制度的实际效果以上级组织的‘绝对正确’为前提”，何益忠认为，“如果共产国际、党中央的决策不正确，则巡视制度可能会放大错误。这就需要党内民主。”
事实上，在1996年至2003年的摸索运行阶段，巡视制度主要职能被设定为“发现和反映腐败线索”，为办案提供服务。但到2003年巡视制度正式运行时，中共中央扩展了巡视内容，用以贯彻中央意志。
按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最终确定的巡视内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被置于首位，其次是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并不十分突出。
“发挥震慑力”
经历了多次沿革，此轮巡视被视作又一次大调整。
习近平要求，中央巡视组要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发挥震慑力，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王岐山把中央巡视组比作“千里眼”，要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北航廉政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中央巡视组提出的工作重点相对集中，意味着巡视重心转向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
一是党风廉政，是否有权钱交易、贪污贿赂；二是“八项规定”，是否存在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三是政治纪律，是否对中央阳奉阴违；四是民主集中制和用人，是否独断专行、买官卖官、搞团伙等——这是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徐光春在重庆召开动员大会时，宣布的4个重点。不过，也许是驻地为重庆缘故，媒体报道徐光春讲话时，都放大了“对中央阳奉阴违”这一条。
任务变化，组织也在变。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改为“一次一授权”。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也首次被许可为巡视组的工作手段。不过，任建明认为，中央巡视组的监督对象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必将遇到诸多干扰，抽查的真实性很难核实。
除了干扰和阻挠，也许还有收买。2011年，湖北省委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县巡视时，地方超标款待，13人在二十多天内开销八十多万元。此次巡视显然吸取了教训，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驻江西的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南昌的滨江宾馆落脚，标准间每间260元。
巡视制度真能起到反腐效果吗？陈良宇案的深层细节是个好的说明。2005年，中央巡视组完成对上海巡视后不到一年，上海社保案爆发，陈良宇受贿指控总额239万元，除23万港币和10万人民币外，其余全部由其家人收受。而其亲友的违法线索，就来自中央巡视组与当地干部的谈话。
官方希望以同样方式发现更多腐败线索，民间也正拭目以待。
（本文参考了何益忠、陆建洪、刘峰相关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