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矛盾
赵明的妻子是一名邮电局话务员，妻子常常劝阻他不要去“管闲事”。但“独断专行”的赵明不理会，常常先斩后奏，妻子觉得他不可理喻，就不再管了。
赵明好友邢文章说，因帮人维权，赵明在瓦房店地区的名声很大，甚至有信访局工作人员直接对访民说：“去找赵明帮你解决下吧。”
赵明在交通队的办公室里，有一整个书柜，装的都是百姓送来的举报或维权材料。
邢文章说，赵明爱好极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只喜欢书法、写诗、听红歌，尤其喜欢看《秋菊打官司》《杨乃武与小白菜》，只要电视上演这个，不管再忙都会坐下看完，而且百看不厌，“或许他是在剧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不过，与其他热衷于举报和维权的人不同，赵明说，他一直深陷某种理想主义者的矛盾之中。
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同龄人，赵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热爱成为红卫兵的那一刻，曾先后两次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他说，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大家挥手，心潮澎湃，“当时下决心一定要报效祖国”。因此，无法再戴上红卫兵袖标，于他无异于晴天霹雳。
父亲的历史原因虽然影响了赵明的一生，但赵明也说，如果不是因为热爱毛泽东思想，写作诗歌和文章，并多次向宣传站投稿，他也无法“以农代干”去从事宣传工作，从而为后来成为正式国家干部铺平了道路。
“我很依赖这个体制，他给了我‘铁饭碗’；我也很爱这个体制，所以当我看到它有毛病的时候，我会去告状。”赵明说，“很多人看我是眼中钉，其实我只是不忍心看着它变坏。”
因此，很多时候，他相信“青天”甚于“法治”，维权与举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更高的权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我时常觉得自己这个的想法很悲哀，但却始终无法挣脱。”他说，他是理想主义者，又在个人英雄主义狂热导致的“病态”中挣扎。不过，当听到别人称呼他为“赵青天”时，他心里也获得了极大满足。
即便是对于他所举报的大连女子骑警队，他也并非是全盘否定。他说，他的建议是改制，可以放在旅游部门，而不是主要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警察系统。
这么多年来，他就是在“理想”与“不忍”之间徘徊。他一方面享受体制带给他的工作与福利，一方面又因为“看不惯”，不断向上级举报他所无法容忍的事情；他一边认为目前官员中存在大量的贪腐行为，一边又遗憾，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当上官，“如果当官了，维权就不会这么难了”——1996年，赵明被晋升为二级警督警衔，这是他一生的最高头衔。
理想难以实现，对现实不满，以及举报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赵明坦言，他也有不小的压力，他因此将自己的微信取名为：彷徨的苦斗者。不过，他有自己的减压方式——听红歌。他说，那些歌曲使他回到了过去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时代，“是这些给予了我前进的力量”。
事实上，本次要求大连女骑警财务公开之前，赵明已因失望而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两会后，他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公开表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放在阳光下。他说，他立刻又充满了信心。
5月26日，星期天。把那篇2700多字的文章稍作修改后，赵明打开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将其粘贴在了信息公开表格“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一栏中。
毫不迟疑他按下了“提交”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