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了解到，延安城管监察支队下辖凤凰、南市、宝塔三个大队，55名协管队员在有执法资格正式员工的带领下，被安排到延安城区所有市容市貌等工作的巡查执法。以“5 31”事发大队凤凰大队为例，20名在编工作人员中，机关留守、旅游景点部就要占去14人，一线只能安排6名有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带领18名协管队员巡查。
据了解，协管员承担的工作、任务与正式工作人员相同，只是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协管人员必须与正式工作人员联合出动执法。
段玉亭同时介绍，与其他城市存在的状况一样，延安的协管员流动性也很强，一般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和退伍转业军人。他们找到了正式工作，一般就会放弃临时协管工作。
“缺编、缺人、缺经费，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整个监察支队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名支队工作人员抱怨。
记者了解到，与监察支队一墙之隔，本次事件所涉的凤凰大队所在的办公场所，也是临时租用的。
“城管监察支队的办公场所，去年冬天因房租到期被停水停电，被迫凌晨搬家。而刚搬一年有余的现今办公场所，也因财政不予继续支付租金，又要被迫搬离。”前述工作人员补充说。
上述说法得到延安城管监察支队另一名工作人员的证实。他说：“相关领导近日正四处找地方，争取协调个不用出租金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办公。”
“延安城区的现状是上世纪90年代人口刚到20多万，去年公安机关统计的固定人口已达48万，加上流动人口，目前至少在50万以上。同其他城市一样，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工作量不断增加，我们没有更多的有执法资格的人员补充一线，只能让协管员来补。这样你就明白为啥出事的总是协管员。”针对记者的疑问，段玉亭分析说。
同样的尴尬
“其实延安城管的尴尬，也是国内所有城管行业的尴尬。延安这边这两天协管打了人，广州那边商贩追着城管打。”延安市外宣办的一名官员与记者私聊时，直言不讳。
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政府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交通管理等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集中到城管部门，由城管部门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是城管执法权的由来。
“但各地城市功能完善情况不同，城管的组织机构、功能定位也不近相同，所以你会看到各地城管有的挂靠在环境卫生部门，有的挂靠在城建规划部门。”段玉亭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的硬件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却是人的城市化工作远远跟不上。而作为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城管部门，无论从政府财力保障，机构体制健全，还是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上，我们还需要做好多工作，走好长的路。延安的城管困惑，也是其他各地的缩影。”延安市城市管理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如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