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申冤
大连女子骑警队，一直是赵明的一块心病，他觉得警察编制和经费本就紧缺，为什么还要在警察内部设立这样一支队伍？而基层民警虽“鞠躬尽瘁”，保障却很低。
最近这篇2700多字要求公开女骑警运营成本的文章，赵明在2005年就写好了，当时国内不少省市效仿大连，纷纷组建女子骑警队，赵明通过网络做了一番调研，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指出：女骑警无实战作用，且买马、养马费用高，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挥霍。
赵明把这篇文章寄到了公安部，并在公安部编辑出版的《公安内参》上发表。他本希望大连有关部门看到后能有所行动，但毫无动静，赵明有点失望。
据媒体公开报道，大连女子骑警队初始组建时是从欧洲购买的血统纯正名贵马匹，后来香港赛马会捐赠一些。10多年来，大连市先后有5批次马从香港运至大连，4次空运，1次陆运，空运时通常使用波音747，运马的包机费用大约为150万人民币。
第一次举报石沉大海，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后，赵明曾想过利用这个时机再要求一次，但倡导建立女骑警队的领导时任要职，“质疑女骑警”又是个敏感话题，思前想后，赵明放弃了。
“这几年很多人问女骑警的事怎么样了，我都感觉很尴尬。”赵明说，感觉像是自己的承诺没有兑现。
“一条路走到黑”“开弓没有回头箭”是赵明对自己告状经历的总结。追根溯源，这与他“文革”时期的一段经历密不可分。
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停学，赵明刚好初三毕业，虽然上大学读中文系的梦想因此破灭，但成为一名红卫兵，也让赵明感到光荣，“当时真是满腔热血!”
讲起这段经历，赵明有点坐立不安，他频繁地起立、坐下，不时把眼镜摘下、戴上，后来他干脆跑出去用凉水洗了一把脸。
不过，红卫兵的荣耀很快就被剥夺了。因为父亲曾参加农民自卫队，并被国民党抓走了几天，在这场运动中被认定为刘少奇叛徒集团沙山村成员。
成为“叛徒”的父亲遭到批斗，腰被打弯了，牙齿被打掉两颗，赵明跑去跟革委会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没人理会他。他们一家人也因此被孤立，没人愿意跟他们说话。
部队征兵，赵明却因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只能在村里采石、挑粪、晒盐，挣工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后，赵明报名去辽宁大学中文系，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拒绝。
“我觉得人生毫无希望，我父亲是被冤枉的，即使不是被冤枉，父亲的事情为什么转嫁到我头上?”赵明决定告状。他写好状子寄往中央部门、辽宁省革委会以及大连市革委会，反复邮寄，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一个剧本，名为《告状恨》，是一名妇女历尽曲折最终告状成功的故事，他承认那是自己的想象，想通过舞台表演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这部戏最终还在村里上演了。
文革末期，大家对他父亲的事情逐渐淡忘，他也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瓦房店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工作，以农民的身份代理文化干部，即“以农代干”。
处境虽有所转机，可是父亲的“叛徒”身份仍未得到纠正，赵明决定再次告状。他东拼西凑了10块钱，买了一台油印机，印了厚厚一摞材料，背着去了北京。一位信访接待干部接过他的材料，夸奖他，“小伙写的字不错，写的文章也不错。”
话里听音，赵明觉得这次可能有戏。通过中央到地方的一级一级传达，1981年的一天，村里的大喇叭里终于喊了一句：“×××没事了。”他父亲获得了平反。奔波十多年，赵明终于获得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当时《旅大日报》刊登了他的故事，那张已破旧发黄的报纸，他现在仍保留着。
为父伸冤使赵明体会到了告状之艰难，也让他获得了极大成就感，当他成为一名体制内公务员时，也加剧了他为民请命的愿望，甚至有些“欲罢不能”。
2003年，他自筹费用建立了一个名为“赵明维权”的网站，专门刊发反映百姓冤屈和揭露官员腐败的文章，并帮助投诉网站的民众维权。到目前为止，该网站点击量已达到1078万。
2006年前后，他曾实名举报当地一位领导腐败，并称其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据说，这位领导知道后大怒，并宣称要把赵明抓起来，赵明听说后，跑到了这位领导的办公室，找其理论。
领导问：“你谁呀?”
赵明回答：“我就是你最恨的赵明!”
虽然没人能够证实此情此景，不过朋友们都说，相信赵明干得出这种事儿。
这位领导最终提前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