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从联邦制到适度中央集权制。在俄罗斯联邦独立的过程中，为了同联盟中央进行斗争，俄联邦领导人无原则地怂勇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利，谋取利益。叶利钦甚至对地方领导人说，“你们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这导致俄联邦境内地方分立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尽管不久之后俄联邦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维护联邦统一，但地方分立、分离势力已经坐大，难以剪除。除了车臣公开宣布独立外，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对联邦中央的越权行为。叶利钦之后，普梅对俄罗斯联邦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第一，将俄罗斯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州、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组成的7个联邦区。第二，把国家元首在地区的全权代表制改为国家元首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制，扩大和加强全权代表的权力，而此前俄联邦总统驻地区全权代表权力较小，仅仅发挥监督、协调作用，只是扮演总统委派的观察员的角色和中央与地方联络官的角色。第三，在立法方面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第四，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治权限，并使之法律化、制度化，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既要确保国家的统一和对地方的调控能力，又要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建立中央适度集权的新的联邦体制，这既完善了联邦体制，巩固了国家统一，也表明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开始向中央适度集权方向发展。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从培育公民社会到注重建设强大国家。在转型之初，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俄领导人把国家看成是产生很多错误的源头，并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矛盾、冲突的，主张控制国家，极力压缩国家权力，造成国家软弱无力，无政府主义泛滥。普梅一方面认识到，公民权益是否得到维护是民主社会的标志，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为此，他们要求规范政党行为，转变工会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国家政权软弱的问题，普梅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⑨普梅时期，俄罗斯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根本对立的观点，强调国家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在建立强大社会的同时，首先要建立强大国家，强化国家的权威，增强国家控制能力，实行可控民主，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限制西方与俄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将私有化的媒体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强化对舆论媒体的引导控制。
在转型内容上，从经济政治改革到文化社会建设。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其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文化环境。在民主制度和体制建立之初，俄罗斯整个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缺乏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互不相容，互相争斗，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直至爆发暴力流血冲突，政局动荡不安，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样，由于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文化，俄罗斯的经济领域一度充斥着欺诈、假冒伪劣、三角债、偷税漏税等现象，经济运行成本过高，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而难以有效运行。普梅执政后，着手为俄罗斯寻求新的思想价值，凝练、总结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高度重视宽容、信任、合作、妥协、节制、调和、适度、平衡、认同等政治文化的培育，强调平等、诚信、契约、自由、独立、自主等市场经济文化的养成。他们坚信，只有在全社会确立相应的文化精神，并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运行。
俄罗斯的改革首先选择了市场化、民主化，但是市场化、民主化很快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两极分化、腐败现象严重、犯罪率显著上升、灰色经济盛行、社会心理一度比较激进。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思想混乱、人心不稳、矛盾加剧，干扰、阻碍甚至破坏了经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其成效一般会通过社会反映出来，成功的经济改革会促进社会发展，反过来社会发展也会促进改革的深化，两者会产生良性循环，反之会相互阻碍。在经济政治改革后，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社会改革成为转型的必然选择.。普梅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社会政策制定上，预防强势集团干政，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在社会分配政策上，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公平分配。在社会利益的维护上，培育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维护公民个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转型重点上，从制度确立到体制机制完善。在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体制的同时，还必须完善相应的运行机制。俄罗斯在转型初期，虽然建立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但它们未能高效运转，反而效率低下，甚至发生空转，其应有的功能难以发挥，主要原因在于尚未确立与基本制度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如果说制度是对系统内那些能够代表并体现该系统本质的规范体系的概括，体制一词是对系统内那些使基本制度得以实现的具体规范体系的概括，而机制一词则是对系统内各种实体、角色、规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总体概括，它强调的是各种要素在运行中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实现政治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影响。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关系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体制机制作为制度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渗透于制度各个方面，是制度运行的关键。由此，普梅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化、市场化不仅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建立，它们还包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的确立。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监督制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政治参与机制及其运行机制，在联邦制下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国家、社团、个人之间纵横交错的政治信息传递与沟通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确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宏观调控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刺激生产发展的价格体制及其机制，公平的竞争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维护稳定的社会保障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