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什么时候形成的？
关凯元：我的思想认为我有两次转变，一次在高中，一次是大学。我高中是每个学期换一个班，就是一生在漂泊。
高二进入了文科重点班，但是我不满权威。校规的制定，不经过学生许可，不民主讨论，就是领导人一拍脑袋。这个规则之下还有规则，班主任说，我们是重点班，要更加严于律己，7点钟到校。我不认可，就不来上课，回家自学去。再举个例子：捐款。中国有一个名词叫作“必须捐款”。班主任游说我：大家都捐钱。我没给他面子。于是全班就我一个没捐。
可想而知，得罪领导会有什么后果。我成绩全班排名前十，语文全年级第一。（即便如此）他把我踢出了重点班，而且不给我申辩的机会，在全校两千多人面前，“现在我校给予你处分”。
我当时特别来气，甚至有点悲伤。写了12个月思想汇报，不写不给撤销处分。就感觉我非常被别人看不起。
现在把它抖露出来，我不以为耻，我引以为荣，因为我是被迫害的。
我爸也经常打我，甚至会精神摧残。我养一些花、鱼，他认为是“退休心理”、“颓废”，就把那些花弄死，非常残忍。他很严厉，但好在一点：讲道理。打之前讲道理，打完后也讲道理，虽然很多是歪理，但激发你去思考。
正因为这样，我发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他认为：现在我是你监护人，我有权力管你。
你认为我没资格跟你讲法律是吧？好，我学个法律给你看。
我也是一个畸形产物。在这个刺激中，自己也坚定了。我觉得受到不公，真的嫉恶如仇。所以学法律以后更加讲“正当权利”。不是学了法学我才有维权意识，不是法学选择了我，而是因为我有这种维权意识，有抗争精神，才选择了法学这个工具。
我觉得我有资格，引发一些争论，才有趣。90后都太淡定了，没有什么人能站出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90后到了应该站出来的时候？
关凯元：我这人也挺特别，比如（关注）哲学、历史。但我也不是古董人物，你讲时尚，我也很懂。讲王朔、韩寒、郭敬明，（我都能）一一道来。
韩寒告诉你，这个世界好黑暗。他嘲笑过，批判过，就过了，没有点亮一盏希望之灯。郭敬明更恶劣——这个世界好黑暗，我们何不闭上眼睛，美美地睡一觉呢？我们心中有光明嘛。
我觉得现在80后，他们有一种迷茫。
王朔也是（像韩寒）这样，他们都把这些腐朽的东西拆除掉，但是他们并没有建构一个新的东西，有“解”没有“构”。所以，鲁迅好在这个地方，至少给我一种希望，他也打官司，跟教育部打官司，打赢了。
人物周刊：你作为90后，不迷茫吗？
关凯元：我觉得我曾经迷茫过，但是我现在站出来，我认为我看到了希望，现实是绝望，希望不在别人身上，不在明天，就在我们现在的行动中。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跟韩寒的区别在于？
关凯元：我更有一些方法，更有一些实践。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自己像不像年轻时的孔庆东？
关凯元：年轻时候的孔庆东怎么样，我还真不了解，我只听说他当年参加过什么事情……他其实立场也不坚定，是吧？他也不太灵活。他也是比较文艺的一个人，缺乏理性。
人物周刊：当年他在哈三中，6个同学联名上书，要求校领导给他们建一个文科班，他们称之为“公车上书”，也是要打破（权威）。
关凯元：我其实也做过蛮多。高中时很压抑。当时我在经营环保社（团），设计很多方法，比如旧书交换、出租（闲置物件）、卖盆植，能创收，还能环保。但是学校不让搞经营。没有市场怎么能活跃呢？你空洞讲一种环保的东西，就只是发一些传单，那更加不环保……就感觉（自己）一直在受挫。但经过（处分）那次以后，我就放下了所谓成功和失败。我觉得我跟鲁迅还不太一样，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我是横眉笑对千夫指，随便你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