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作经验越来越重要
“解放后，‘空降’干部作为一项治国策略就一直在施行。”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共建政后，不少军队干部就地转化为地方干部，其中就包括一些下派的政工干部，这是最早的“空降”干部。直到改革开放前，这类干部都是地方干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干部“空降”开始规范化和常态化。1990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2006年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干部交流”走向制度化。干部交流包括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交流。2009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也明确了对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基层经验要求。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组部长李源潮在浦东干部学院的一个讲话，其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要达到一半以上。这被看成“没有基层经验不能提拔”的一个重要信号。
此后，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力度不断加大。2010年下半年，中组部一次派出66名司局级干部到各地任职，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这种交流随后向省部级干部延伸。
从中央下派的干部，一大特点是“专业性强”。一般来说，国务院部门的干部下派地方后，都先担任政府副职，分工与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例如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空降”浙江后，担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就任江西副省长后，分管文教工作；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任陕西副省长后，分管农业、农村工作。
而中央“党口”干部下派到地方后，一般也担任“党口”领导，公检法司部门的“京官”下派地方后，主要担任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
这些领导干部空降到地方后，给地方带来了什么？从各地情况看， “京官”们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积累的人脉，往往成为地方难得的资源，一些资金、项目也跟随而来。
例如2009年，三星电子对外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一个以研发生产世界先进的20纳米闪存芯片为主的半导体工厂。消息传出，北京、重庆、苏州等十多座城市都伸出了橄榄枝。2010年7月，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出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后，2010年12月，项目花落西安。成为陕西省长后，娄勤俭又推动工信部与陕西省共建西安邮电大学，根据协议，工信部将支持该校承担国家相关科技项目。
2011年，中石化总经理苏树林就任福建省长后，推动了中石油在厦门的500亿投资项目。现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2004年由中铝集团总经理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后，就提出 “广西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铝工业基地”。
“中央干部到地方工作，有利也有弊。”中央党校教授吴辉说。在一些地方干部眼中，中央干部调任地方后，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未必能推行最适宜当地的治理政策。
马庆钰认为，在中国官员选任制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干部“空降”的好处也不言而喻，官员在地方工作相对超脱，减少与地方利益的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