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园区为上海转型助力
过去的20年正是全球化由西半球向东半球全面扩展的20年，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加速，随着中国的入世，商品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这些背景首先使得拥有港口优势的上海夺得了先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充分挖掘了浦东港口资源，建成了外高桥港与洋山港两大国际大港，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上海及长三角的国际进出口贸易提供了便捷通道。因此，过去20年上海形成的改革开放格局，类似于世界国际大都市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因港兴城”，上海的发展也不例外，并且是不可逾越阶段。2012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7.36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3252万国际标准箱，已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一大港。“港口-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实现了互动融合发展，并向外围区域辐射。2012年上海海关进出关口的货物总量达到8，012亿美元，其中约有3，600亿美元是外围区域企业的商品流。
为了适应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在中央支持下上海探索了一系列的先行先试的制度与政策，服务于港口、航运与区域经济发展。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多个创新探索，包括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区港联动和保税物流园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第一家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家以机场命名的空港型综合保税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上述做法主要根据当时的开放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下，集中力量建设以“货物贸易自由”为重点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时至今日，上海所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近年，上海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却是逆势连年增长。从2000~2011年，上海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79亿美元猛增到1，292亿美元，上海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金额比例达到1：3；上海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因此，无论从增长的势头，还是从总量来看，今后一段时间上海服务贸易将成为开放格局中最为重要的板块。而且从全国而言，中国与美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已相当，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仅是美国的二分之一，服务贸易将是未来对外开放格局中所必须要有考虑的战略布局。
（二）寻找开放的制度改革突破口，建立“自由贸易园区”
在新的形势下，传统支持货物贸易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已经不适应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需要。上海要在全球服务贸易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就必须通过新一轮的先行先试，探索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路径。上海已设想在原有浦东三家海关特殊监管区（上海外高桥综合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
从未来发展看，自由贸易园区的开放模式，可以找到一个既能融入全球、发挥影响力，同时又能控制风险的国际化通道，将航运、贸易、金融融合进入这平台进行统筹发展。第一，自由贸易园区可以促进金融、航运市场的国际化融合。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航运交易市场选择合适的国际化品种，发展隔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在自由港内率先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体系，克服国内外市场分割的问题。第二，可以促进国内外服务机构的业务合作。通过形成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国内外机构入驻，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合作竞争，一方面促进外国服务机构的引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机构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第三，可以促进国际人才的跨境交流与合作。最终园区能提供的人员自由跨境出入和生活居住服务，可为国际化人才的引进与发展提供通道与平台。可以充分扩大各类人才的交流合作，解决上海国际化人力资源瓶颈。
自由贸易园区是服务经济开放的重要平台与载体。自由贸易园区比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具有更大的创新与发展空间。自由贸易园区的产业可以更趋多元化，依托资金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可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服务的集聚区和各国商务技术人士自由沟通交往的生活服务集聚区。自由贸易园区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或物流园区，更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港口新都市，最大程度促进服务经济的开放化发展。
武建东：以大能源体系变革为新文明战略突破口
本刊记者张涵整理报道
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100万亿人民币左右。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如果按照现有的我国能源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届时能源消费总量将可能达到60亿吨标准煤左右；电力消费也将从目前的年度消费超过5万亿千瓦时提升到10万亿千瓦时左右；电力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11万亿千瓦达到20万亿千瓦左右。
依据这个经济发展路线图，倘若采用传统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可以预计到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将超过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硫的排放将超过2000万吨左右，中国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位列世界国别第一。可以说，现代版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将导致我们文明的摇篮、我国最富庶的东中部400多万平方公里蒙受不可持续、不可承受的生态灾难。值此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之际，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已经面临生态难题，如果我们不加快改变传统的能源生产方式，再有七年，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将增长达到60亿吨标准煤，届时东中部的生态环境可想而知！百年以来的现代化是为了创造可持续的中国文明，而不是为了合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病怪。
为此，对于大能源体系改革的历史时机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先期实施；边建设边改革的伴随型实施；建成之后的总结清算型实施。比权量力，先期实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并付出最小代价。
对此，应该充分推进以地方政府和能源企业联合的战略试点工作。
例如：山西目前的电力装机容量为6000万千瓦左右，如果将三分之一，即大约2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转变为燃气发电、或者改造为IGCC（IntegratedGasificationCombinedCycle）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这将改变山西能源结构的中枢机制。它需要中央政府加快解决山西气煤两权发展的矛盾，实现山西洁净煤利用将使得整个华北地区的清洁能源利用蓝图战略成型，也将勾画出中国版的清洁能源发展轮廓，煤炭清洁利用应该是中国清洁能源不可逾越的战略阶段。我想中国的清洁煤、非常规天然气利用和高端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智能能源网体系、美国页岩气开发与智能电网集成发展的创新实践、德国的清洁能源网络带动的欧洲能源互联网的创新将成为新的全球清洁能源战略的三大组成。从这个大局而言，山西坐拥10万亿立方米煤层气资源，通过并购、环状持股等等多种形式实现气煤企业高端利益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
再例如：上海是中国公用事业最发达的城市，具有构建先进、新型的中国能源生产力的智能和资源，上海电力、浦东电力、申能集团以及以后可能设立的上海热力公用企业等可以考虑组成股份制的智能能源企业，据此各个能源山头的力量不但不会消弱，合成之后还可以从容应对大都市对能源快速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发展需求，实际上，上海电力和申能集团的现有资源为构建世界一流的智能能源企业蕴蓄了基础。此外，北京、天津、苏州、广州、唐山、常州等城市也都具有与上海类似的特点，可以大力发展智能能源企业，在这场将整个能源设施智能化的竞赛过程中，改革地区应该优先获得改革红利，优先改革的城市有可能载入领动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史册。
因此，能源体制改革的战略突破力量就是应该全力支持东中部的大中城市放开手脚实施新能源产业变革与体制创新，没有这些城市的作为，就难以取得中国能源革命的突破；如果有了这些城市的电力能源变革，机深智远的全球新产业革命的舞台将在中国诞生。基于此，中国的价税财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构建可以围绕电力能源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广泛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电力体制也可以不断在试错中进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通过互联网的发展，翻转了美国与日本的产业能力对比，淘汰了日本世界老二的经济地位，日本自此步入熊途！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智能网将成为世界产业的分界线和断裂带，它将翻转美国、中国、德国的产业能力对比，最为悲壮的格局就是再次淘汰中国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而德国、印度都在成为这个地位的候补者！因此，开展电力体制改革的战略作用就是要让中国在发展智能网络、包括能源互联网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正是基于此，2012年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这个文件可以视为我国再次启动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工作的历史起点，它促使始于2002年的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得以延续，这是今天我们开展电力体制改革讨论的逻辑起点。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3月2日出版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深化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绿皮书纲要》，绿皮书创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电力改革这个平台实现新的产业革命，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构建新型的中国生态文明，电力体制改革承载着中国转型的战略使命，应该说，不是哪个产业都有这样历史创造的机遇。
上世纪中叶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说明，战略上政府主导，体制上放松管制，发展上有效竞争，创新上适应突变，世界的创造力在人民头脑里，焕发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激情是改革的落脚点。目前中国面临的就是要在能源、特别是电力产业启动松绑、竞争、突变这些改革机制，并推动先进的技术和市场交换网络应用到电力产业保持创新和领先，优先实现从集权制电力管理转变到社会网络化电力管理模式。电力产业这些管理的革命还将延伸进能源领域，能源领域的成功则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因此，以电力产业的市场秩序建设作为改革的支点和杠杆，将支撑起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创新。
第一次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晚期从英国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于上世纪早期从德国、美国开始。这两次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新的世界霸权，也反衬出古老中国的逐步没落。注定将于本世纪开始新的产业革命，目前已经初现端倪，这一次，中国与其他国家站在同一起跑在线。因此，对中国而言，通过能源改革重建全球新的能源分工，这本身就是一件改造历史的事件。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维持着万亿规模的产业投资，以电力能源产业体制改革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突破口，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特征，它将传导并延伸到整个社会和产业的各个领域，提高中国经济的协调性、智能化、可持续性。巨大的投资可以构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本国消费、投资方向转变，提升整个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战略新兴产业，造就一个全新的电力产业服务业横空出世，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引擎。
解读第三次工业革命
本刊特约记者 戴劲 本刊记者 王欣 编译报道
当今全球遭遇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能源价格越来越高，技术也发展到一定瓶颈，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时，这是德国、欧洲、中国、美国……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彻底改变经济的模式。
五大支柱成就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7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宣言，该宣言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交付给了欧盟27国的立法部门。议会对新经济愿景的强烈支持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已经走上了新经济之路。欧盟需要的不是遏制气候变化计划或者能源计划，只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才能带领欧洲，进而带领世界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进入后碳时代，才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
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五大支柱。(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微型发电厂分布式生产；(3)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4)能源互联网；(5)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关于第一个支柱：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欧盟已经确定在2020年之前，发展到有27%的可再生能源。这不是建议，而是强制性的措施。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能源，全球照耀的阳光，在任何地方都有；地球上每天吹拂的风；地下的地热能源；农业废料；潮汐也可以提供大量的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