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经济模型，增长趋势，GDP增长，现有的计划，以及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方面面，都要放到一个框架之下加以关注。这个框架就是如何能够按照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五大支柱，在未来20年把相关的要素与项目放在一起。规划不只是做单独能源发展，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能否率先找出技术与服务，把楼宇变成微型发电站？然后通过联网，改变城市的能源方式？即基于不同储能技术、水电技术，布局好能源网络、交通网络等等，使互联网向物联网过渡。值得重视的是里夫金强调了基础设施。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与城市化，需要在技术基础平台上，对接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说，新的企业模式商业模式也需要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现在主要关注的是把新技术也能够带到中国，能够和本国的公司更好地合作，打造、建设好的基础设施，把IT电子行业、物流业连在一起，把上海作为一个主计划开始。其实在欧洲有一个所谓的可持续城市之间共同合作的伙伴关系，李克强总理之前担任副总理的时候来到欧洲，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进行非常有意思的合作。中国有一些可持续城市，其实是可持续伙伴关系，相信上海可以成为领导的典范，能够引领中国，制定一个主计划、一个大计划，分阶段建设不同的基础设施。我相信上海作为亚洲最好的城市之一，有能力实施好第三次工业革命。
约翰．瑞恩：推进新文明关键在领导力创新
本刊记者杨柏 邹蓝 王欣
我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做过几个舰队的司令，是海军中将，转业后担任美国最大的工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64个分校总校长。后来回到母校美国海军军校担任校长，再后来又被请去当任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简称CCL)的主席和CEO。现在我代表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谈谈一个跟我们有关的话题：领导力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如何造就跨界领导人才。
中国不能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过程中，中国领导力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领导多样化的群体。中国要加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特别需要培养跨界领导力。
在本世纪，中国领导者要如何培养？我们的调查涉及了六家公司55名顶级管理人员，主要内容是：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学到领导知识获得领导能力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的领导知识更多的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82%的人是通过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来学习领导知识的。有55%的人是在解决比较困难的事件时获得领导经验。31%的人则是在处理一些个人事件的时候学习的。
实际上，自我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我们把中国的领导者和印度、美国、新加坡的领导者进行对比，很多领导者是从工作中提升领导能力的，比如他升职了或者被派遣到其他区域。但是，在新加坡和美国，领导者最主要的经验来自他们的老板和他们的上级。
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有多少领导和上级给他们下级进行过指导？有的机构或组织的领导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机构一些组织一些公司，上级对下级没有做到非常有效的指导，需要改进。
我们对全球CEO和高管人士调查，这些人里面，有多少人会认为跨界领导力对于公司未来，对于个人未来，对于组织未来，对于政府未来是重要的？有86%的人说跨界领导非常重要，但只有7%的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跨界领导力所跨的不仅是垂直和水平的方向，还需要考虑到各个不同利益相关方。要打造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组织、部门或公司有多少跨界领导人才，很关键，需要认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要更上一层楼，需要进行领导力的创新。物质资源有用尽的时候，但人的能力资源是无限的，打造具有跨界领导力的人才，不断创新领导力，才能让第三次工业革命得到良好的落实和执行。
杨建文：上海的结构调整与转型
上海结构转型面临更高要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两位数增长强势，经济总量和规模快速提升，并由此显著带动了苏南、浙北工业增长和制造业基地的发展。在高增长的支撑下，上海迅速形成了以“四个中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势头。
但是，在最近的十年间，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甚至在最近几年里排到全国倒数的行列。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外，更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兴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球制造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不断衰减，而上海商务成本的攀高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却在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下，继续依靠制造业驱动上海高增长难以为继；二是伴随着制造业外资的减少，上海的服务业外资开始在比重上占据绝对优势，但要注意的是，服务业外资无论是在规模总量上，还是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上，都无法和制造业外资的增长贡献能力相比。
因此，上海经济在近十年中除了世博会筹备和场馆开放前后还有较好的表现以外，原先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上海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显然，上海在当前和未来所面对的增长目标和方式都与以往不同，原先驱动高速增长的条件渐渐减弱，而新的、可替代的内容并没有成型，这就对上海的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上海经济增速全国倒数第一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海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低位徘徊，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急速下行的特征，而且在全国城市增速排名中成为洼地（见表1）。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市经济增长速度仅为7.5%，全国排名倒数第一。其实，全国增速倒数的情况并非只是出现在今年，从2007年以来，上海就已经显示出增长乏力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表1来详细剖析。
由表1看，上海经济增速下滑，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不断削弱，尤其是重点发展的支柱工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行业的增长速度已跌落至个位数，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二是外部经济环境没有明显好转，进出口增长势头疲软，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显著缩小，而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动力还受到劳动者报酬率过低的严重制约；三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徘徊在低位水平，以投资增长或物质资本扩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报告中就明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从预期指标中被剔除了出去，这表明上海彻底放弃继续走投资驱动型的增长道路。
另外，上海经济发展还日益受到土地、生态的限制。大家都知道，上海城市土地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06%。与北京、天津等直辖市比较，上海面积只有北京的37.7%，天津的56%，而上海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北京市和天津市。与邻近城市比较，苏州市土地面积超过8000平方公里，苏州市人口规模也远低于上海市。由于上海市陆域面积利用程度已经很高，而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对土地需求的持续增加，土地资源的供求矛盾十分严峻。从生态约束上看，2011年，上海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0.618吨标准煤，该指标虽较前些年有明显下降，但仍然数倍于发达国家，是日本的3.1倍、德国的3.86倍、英国的4.75倍。
增速下降迎来转型大好机遇
增速下降，决定了上海要采取“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发展思路。经济转型并非是线性的量变过程，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质变问题。这也决定了上海结构转型的丰富内容。
第一，培育国家大都市城市功能体系。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一直呈稳步提升态势，并在1999年首次突破50%大关。此后，上海服务业进入一个徘徊期，服务业比重连续数年稳定在略高于50%的水平。从2007年开始，上海的服务业开始重拾升势，当年增加值比重达到52.6%，一举扭转了服务业增长乏力的局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上海的第三产业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12年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60%。更为重要的是，2007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为60%，2012年这一比重上升到83.8%，地区总部和投资性公司新增投资占合同外资的比例超过20%。从原因上看，SFDI大规模进入上海既与上海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导向有关，也与WTO协议对许多现代服务业保护期限的结束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既是上海结构转型的核心内容，更是上海城市功能的根本体现。
第二，建立以“服务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
上海的结构转型应当表现为从工业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转换过程，从低端要素驱动向中高端要素驱动转变的过程，从传统旧型工业化道路向现代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型的过程。
放置在现代产业体系的角度，上海的结构转型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从产业构成角度看，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逐步逼近发达国家70%以上的标准；同时先进制造业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在自主创新、优化结构、效益提升三个方面有重大突破；从产业间关系的角度看，三二一产业高度融合，产业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不断增强，而且产业融合过程中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新兴产业和新业态的不断发展；从生产或服务对象看，全国和国际市场成为重要战场，切实达到产业走出去的目标。
2011年和2010年全国各省市转型发展指数的均值分别为48.5点和45.9点，上海“转型发展指数”为76.9点和73.5点，连续两年蝉联全国首位。
力推产业体系大转型
进入“十二五”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初级要素驱动型增长机制和发展优势的减弱，上海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重要的战略转型阶段，新产业革命中新的资源分配机制、新的制造方式和生产组织特征，为上海克服发展瓶颈，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结构转型，加快建设与现代后工业化阶段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一）引领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力推创新驱动型产业体系发展。
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业，是引领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新兴产业领域，这些产业不但代表了新兴产业技术的前沿领域，具有突出的创新驱动型发展特征，同时对传统产业表现出广泛的渗透力和融合性，上海新兴产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对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提升，成为上海推动创新驱动型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来力量。
（二）力推上海需求导向型产业体系发展。
新产业革命中个性化定制和就地生产使产业将在需求规模大、层次多的区域集聚，需求差异成为决定产业分工差异，推动产业集聚和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将超过要素比较优势，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及制造业的回流，都强调需求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新产业革命中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将是高端需求集聚的地区，需要形成需求导向的产业体系。
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上海根据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大力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目标导向，大力推进需求导向型经济发展，在需求集聚中推进高级生产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培育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以建设需求导向型产业体系为方向，推动与新产业革命趋势相适应的结构转型。
依托自身的产业技术基础条件，立足上海特有的市场需求特征，围绕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据服务业，选择具有市场需求优势的重点领域快速突破，成为上海推动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
（三）力推上海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发展。
新产业革命的内容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其发展趋势将导致形成新的服务型产业体系，过去独立于制造过程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将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一体化的服务型经济。
上海的作法是把握新产业革命机遇，不断探索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发展新方向。一是上海传统优势产业在信息化改造中不断拓展服务化发展形态，装备、汽车、钢铁、石化等上海传统优势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步伐加快，特别是加工制造环节的智能化改造快速推进；二是具有服务型制造业特征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网络平台经济、电商企业对制造业企业的后向一体化、新型总部经济以及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在信息平台上实现产业链环节一体化整合；三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态势逐步显现。以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为支撑，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加快实现新的结构转型，发展新兴服务型产业体系，是上海转型的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