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也持这种观点：祖父受了打击后，就不再提意见，什么都不说了。父亲认为，和其他民主人士比较，祖父在刚解放的时候比较受重视，但他较早受到打击，不再说话，所以反右时他没有被划成什么。听说，鸣放时有一次我祖父也要发言，李维汉阻挡了一下，保了他。但民盟其他人被打成右派，对他也是震慑。父亲认为，他自己被打成右派，跟祖父没关系。我们家其他人被打成右派，可能与祖父有关。鸣放时毛主席曾说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在祖父影响下，叔叔黄大能参加了民盟。黄大能后来也要求参加共产党，可能共产党也跟他说，你还是参加民盟比较合适，他就留在民盟了。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看来这跟我祖父是有关系的。还有，罗隆基和我的二伯父黄竞武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清华的同学；二伯在临解放的时候被国民党杀害了，是烈士。在民盟里，除了职教社的人，祖父和张东荪，罗隆基这些留美的人比较接近。
我父亲坚决不参与政治，祖父动员他参加民盟，他一概不理。
我姑姑黄素回也被打成右派，她在大连一个大学工作，和她先生都被打成了右派。她先生陈锵是一个很有名的内科大夫，他们被发配到内蒙。改革开放后，陈锵当了内蒙医学院院长。落实政策时，根本没找到我小姑姑的右派材料，连一个字的记录都没有。人家说，你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她确实挨批了，而且是按照右派处理的。他们政治性并不强，小姑姑上高中时，抗战了，到了后方祖父本想让她继续上学，但我祖母去世了，祖父也照顾不了她。她上了两年大学预科，就退学了。她连正式大学都没上过，也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反右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被打成右派，最后连材料都没有。所以家里人怀疑这是因为受到祖父影响，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邢：您家里那么多右派，后来听您祖父说了什么？
黄：他没有对右派的事说什么。祖父毕竟是饱经沧桑的。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找过祖父谈这件事。他说祖父给他解释的理由是：你技术上的观点，比如三门峡该不该修，你可能是对的；但从政治大局来看，可能你就错了，你要从这方面来想通这个问题。有人说，《人民日报》登了我父亲是右派，我祖父批判我父亲。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是《人民日报》把我父亲的文章放在《什么话》专栏里批判。当天报纸同一版，又登了记者去访问我祖父，我祖父就泛泛地说了几句拥护反右，并没有提到我父亲，更没有说拥护把我父亲打成右派。
丁：我问过您父亲，说您被打成右派，您父亲对这事怎么看？他说，我父亲对我很同情，但他也没有办法。
丁：您前后在祖父家住了多长时间？
黄：为了上学方便，五三到五四年，住了一年。后来就是过节的时候去一下。反右以后还有一些来往，直到1965年祖父去世。
丁：您父亲打成右派以前和打成右派以后，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黄：很难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坚强的人，不像别人，一打成右派就垂头丧气了。我的小叔叔黄必信，估计也是我祖父的原因被打成右派，他在大连大学，当时比较年轻，是个讲师，被打成右派后60年代来北京，就哭丧着脸，特别悲伤的样子。可我父亲不那样，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1957年夏，他已经是右派了，还带领全家到颐和园玩。我们坐公共汽车回来下车时，有清华学生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地说：你看，那个人就是黄万里。父亲根本没有那种被打成右派就没脸见人的想法。他觉得：我就这些观点，你要说不对就不对，我也没什么办法。他照样研究他的问题，看书。那时候不让他教书和写文章了，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但他生活还比较正常。他始终认为关于三门峡他的意见是对的。并反复论证，不断上书，曾上书给董必武。
祖父教导了我父亲半天像“外圆内方”这样的做人道理，父亲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当然，父亲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照我妹妹和我母亲的看法，他是一个快乐的右派。我觉得，快乐不可能。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想把江河治好，觉得自己有这个本事，他很自信。现在一点都施展不出来，心里肯定非常压抑。那时候，他老在看古诗，做诗，诗中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悲情诗句。1957年以后，他连教书的机会都没有了。
丁：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您18岁，对您个人影响大吗？
黄：影响比较大。如果没有父亲的问题，我就没有那么多思想负担。在学校你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比如毕业分配，别人对你的看法等等。另外，遇到父亲又挨批了，又对他怎么样了，我们要跟着应付，母亲让我帮他写检查。我没有真正写出来，比如，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交代。他说我已经交代了。那我还说什么？
1962年，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在工业大学工作倒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歧视，有也是无形的，因为人家知道你是什么人。
关于我祖父有一个故事，是我父亲给我讲的。祖父说，早先，有一次毛泽东请他去谈话，拿出一首诗特别有兴致地念。祖父问，您念的是谁的诗啊？写得这么好。毛泽东说，就是你写的。祖父特别高兴，觉得毛泽东捧了他。接着，毛泽东就谈了祖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之类的话，祖父在受到夸赞，非常高兴的情形下，就稀里糊涂承认了。接着，马上就有内部讲话或文件，说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黄炎培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古代一个帝王，用的是相同手法，把他的臣子捉弄了一番。
祖父虽然是国家领导人，但他已经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小姑姑有一回问我先生杨乐：我们家出身这么不好，你怎么还会找我们家的人？杨乐跟她开玩笑地说：我家的成分也很高。那次大家一块聊天的时候，那位小姑姑就说：我当时结婚，一个很大目的就是想改变成分。
我没有觉得祖父的背景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是不像我父亲对我压力那样大。我当时接受了党的宣传，以为只要自己表现好，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大学里，出身好的人很少。我好好教书，搞我的数学，所以没有那么痛苦。比较痛苦的是搞运动的时候，比如文化革命一开始，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看到人家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黄且圆这个资产阶级小姐，祖父是全国最大的资产阶级，她的父亲是清华的大右派。说了几点都不着边际，看后觉得可笑，因为他没有说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
丁：建国时把您祖父安排得比较突出，您怎么看？
黄：根据祖父的日记，他本想留在上海，继续搞他的职教社，但是这边非得拉他，他没有办法才到的北京。
我有一点看法：本来民主党派都是中间的政治力量。但像章伯钧、沈钧儒，原来就比较靠近共产党一边。刚组织民盟的时候，祖父和有些人还不想要沈钧儒，觉得他不够中间，有点倒向共产党。但国共分裂后，祖父最后站到共产党这一面了，可能对中间派的影响比较大，能影响一大群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让别人看共产党挺有诚意的，我估计这是一个原因。
文章选自《江淮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