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1957
丁：1957年您父亲被打成右派，你爷爷五个子女都被打成右派，当时您有什么感觉吗？
黄：当时没什么感觉。我叔叔他们被打成右派我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知道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我的负担挺重，在压力下，整天得批判父亲，如果认识不到位，自己就要被划成右派了。我正好刚上北大一年级，高年级闹腾得厉害，我们低年级还不大懂。父亲兄弟姐妹每个人打成右派的情况都不一样。文革后，他们才说了一些情况。他们说得最多的是，1953、54年搞统购统销的时候，我祖父是江苏省人大代表，让他调查江苏的情况，他回来后写了个报告，说统得太死了，对经济发展不利，对就业也不利。南方很多小店铺实际上是夫妻店，根本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小店被关门，经济搞得过死会出问题。我祖父的这个报告被拿到人大的会上批判，组织批判的是彭真。当时我刚上高中，住在祖父家。记得那时，祖父还经常给毛主席写信，拿着毛笔跟我说：你看我在给毛主席写信。但有一次，我回家听见院子里在放祖父的讲话录音，觉得挺奇怪，问：爷爷，怎么在家里还用录音，好像在用扩音器说话？警卫员说，不是，这是在会上发言录音，现在放。院子里静悄悄的，过了一会，祖父出来了，特别生气地在廊檐下走来走去。我想这就是他那次受批判的余波。后来听我小叔叔说过，有一阵他还绝食，要辞职。
据父亲说，建国初，祖父比较受毛泽东的重视和尊重，毛泽东还比较注意听他的意见，但那次打击以后，我就不太清楚了。实际上那时候他七十几岁了，脑子也并不是很灵活了，但他对工作很严肃，不在家办公，还是早晨出去，晚上回来，和别人一样上班。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找我谈过一次话，问我喜欢什么？我说喜欢数学。他就拿个小本子记上了，当时也没说什么。有一次我们全家聚会，（有一张照片，院里头有一个大缸，有的人在缸里头，有的人在缸外头）他发表演说，内容我觉得挺好。我们子孙中，大伯父和二伯父是学文的，其他人都是学理工搞科技的。祖父讲，他作为《申报》的特派记者到美国访问时，见到爱迪生。爱迪生问他从中国什么地方来？他说从中国上海来。爱迪生那时候刚发明了留声机，就说：太好了，你能不能说几句上海话，我用留声机录下来。我祖父讲了一番话，说搞科学要为世界和平，不要把科学拿去发动战争，用上海话录在留声机里了。他给我们讲这件事，是教育我们，不要单纯搞技术，搞科学，要有一个正确目的。他还问爱迪生：你今后最大的希望是什么？爱迪生说：我希望死后，我的实验室还能搬到地下继续工作。这话给我印象比较深，特别感动。为了和平，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但爱迪生真正热爱科学发明，痴迷到这种程度。现在有些人做科学研究，有的为了饭碗，有的为了提级，有的为了名利，我觉得都没什么意思。当然，也能谅解这些人，因为确实有生活问题；提不了级有好些具体问题不能解决。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祖父讲的这个故事给了我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