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以救世主的姿态藐视普罗大众，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然许多地方的村民都可以参加村委会的选举，那么，北京市的市长与重点院校的校长为何就不能通过选举产生？
四、如果只在需要人民参加革命时，高呼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当革命成功之后，人民需要获得主人的权利时，却改口强调人民的民主素质不够，除了自相矛盾，岂非过于功利，还惹“过河拆桥”的不义之嫌？
对于害怕危险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较之晚清时期，今天的国情却已大不相同，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已远不如清朝末年那么大。
首先，清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它以防范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作为基本国策，满汉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随着晚清的衰败与丧权辱国的加剧，反而日益突出，满汉之间互相猜忌，互不信任，满人担心改革会把权力改到汉人那里去，汉人则把满人当作“外国人”（孙中山语），总觉得它没有改革的诚意，不怀好心，只能推翻。今天的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次，自湘军问世以降，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开始削弱，新军时期尤其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却是党军一体，并不存在此类后顾之忧。
第三，晚清时期国库空虚，负债累累，新政的经费投入有限，时常捉襟见肘，今天的中国却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已有明显改善，人心思稳，而不是人心思反。
第四，教育普及、交通发达的程度已大大超过晚清时期，并不容易把宪法之治变成暴民之治。即便是生活在闵北浙南崇山峻岭的畲族人民，也是村村连公路，通邮政，还有电讯与网络互相联通，可以说，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没有信息的死角。这既给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也给极权主义的新闻封锁与愚民政策增添了难度。顺便说一句，频繁的新闻屏蔽其实最能提醒那些原本无暇顾及或并不热心于屏蔽对象的人，激发他们的好奇心，适得其反。古往今来，强权之下的许多禁书就是这样畅销甚至普及起来的。
不仅同清朝末年相比，宪政之施已不存在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同孙中山、袁世凯与蒋介石主政的时代相比，既无列强侵凌之外患，亦无军阀混战之内忧，尽可励精图治，稳步前行。如果同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相比，亦当大增宪政之信心，不必自暴自弃。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信息相对闭塞，冷战环境亦不允许从容思考，胜利者的自信容易根据并不对称的信息与战争思维，产生错误的判断，贻误某些建国良机，甚至环环相扣，假想之敌越想越多，政治运动越动越乱。毛泽东等人的政治失误可为后人的成熟张本，改革开放30余年的物质财富已为原本脆弱的国力奠基，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知识的社会化与全球信息的普及化，均乃提升国民素质的有效资源，今非昔比。倒是党权无限，贪腐连城，民怨腾升，人心思宪。
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机遇与挑战，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担当与成功。我真诚地期待中国共产党拿出当年战胜国民党的胆识与勇气，战胜自己身上的缺点，放下包袱，把握机会，尽快制订预备宪政的时间表，上下同心，集5至6年之力，以名副其实的宪法之治告慰近代无数民主革命先驱的亡灵，确保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2013年1月25日凌晨3时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作者郭世佑，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文化哲学专业博导；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导）
原文11000字，《瞭望中国》（香港）总第198期刊登约5000字，《炎黄春秋》（北京）2013年第5期刊登8000余字，兹将作者原稿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