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年毛泽东：名为反右，实则极左；邓小平：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毛泽东晚年，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极“左”错误，但这种错误是以反右的形式出现的。作为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我们就不能不对左和右作具体的分析。左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反左的目标指向内部，具有自我否定性；右是站在异己的立场上说话，反右的目标指向外部，反右具有自我肯定性。党在执政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政权、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时的内外关系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敌我关系，因此反右具有自我保存的革命意义。右的错误是立场、方向性的错误，属敌我矛盾。左的错误是方法、策略问题，属于内部矛盾，这样长期以来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执政后的共产党成为领导者和执政党，其他各派力量均处于被领导地位，这时的内外关系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代替了或至少部分代替了原来的敌我关系。因此，这时的反右行为便具有了两重性，一是反右的对象实属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时，反右仍具有革命性，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二是如果反右打击的是内部不同意见、善意的批评、对党和国家阴暗面的真实的暴露，则反右属于排斥异己力量，丧失了革命性。毛泽东名为反右，实为极“左”的错误恰恰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他的这一错误的前提就在于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后中苏两党矛盾加剧，以及后来的美国侵越，印度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我国新疆、西藏，台湾当局叫喊部署反攻大陆，国内一些反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造成的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党内外人士对党的“左”倾错误政策的善意的批评等等，使毛泽东感到右的危险处处存在，党变修、国变色已成为现实危险，从而对国内形势作了夸大的错误估计，断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认为中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这种错误的判断必然导致将人民内部矛盾、党内不同意见、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升级到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可避免地由反右而导致极“左”错误。毛泽东反右的理论武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贯彻于“文革”的始终，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晚年虽有几次纠“左”的想法，但在反右为既定方针的框子里只能是尝浅辄止。
毛泽东重在反右，他的错误在于反右的同时忽视防“左”，只抓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走向右的反面犯了极“左”的错误。邓小平重在防“左”，他的高明在于反“左”的同时要防右。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里，邓小平在反复申述反“左”反右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不可偏废的同时，至少三次强调“左”比右危险。第一次在1987年4月30日，邓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二次在1987年7月4日，邓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第三次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邓小平所以坚持重点是防“左”，首先因为“左”比右顽固，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一种“左”的习惯势力，根子很深，纠正不容易，反“左”比反右难度大。其次，在党已经执政以后，政权已经比较稳定的形势下，反“左”的革命性是针对自身的，能不能反“左”，敢不敢反“左”，可以判断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多少年来反右容易扩大化，而反“左”总是不彻底，就是因为反“左”是自我革命，这比革别人的命难度大，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正是以反“左”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
毛泽东晚年对右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右的危险是夸大的，他只看到了右的危险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没有看到“左”的危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只能反右，不能防“左”，以致“左”倾错误的膨胀得不到有效的制止。邓小平对“左”和右及其危险的认识则是清醒的、全面的、客观的，他认为我们当前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左”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他反“左”反右的理论武器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把双刃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就能击退一切右的进攻，因为在他看来，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变色，右的干扰就能得到清除；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排除“左”的干扰，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能防“左”，又能防右，但最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只要不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反“左”不会导致极右，反右也不会导致极“左”，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在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