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这是到美国才有的感受吗？
王石：对。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王石：文化大革命我初二，古文学得不多就中断了，以后当兵，工农兵学员，工作，反倒是一直有意识地接受西方的东西，有意回避中国传统，我的家庭本身就没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以前我也很得意，没受什么污染。所以拿来主义对我没有什么障碍，原来一直把这当成个优点。
人物周刊：现在还会这么想吗？
王石：不，这是你的短缺。你没有困惑，所以才会拿来就用。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拿来主义在国家和公司两个层面来说，应该怎么看？
王石：我没有从国家角度考虑，我已经非常清楚把自己定位成企业家。企业家更多考虑的就是“匹夫有责”，有责是你怎么对这个企业负责。再扩大来讲，就是如何对行业有些影响力。如果再扩大点，我们能不能像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那样，不仅仅生产产品，成为畅销品牌，还能提供创业精神，对社会还有正面的影响，就到这，仅此而已。
（思考）国家怎么样，国家命运，这是我很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会思考，但是不愿意去做？
王石：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到美国你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强太多了。
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心，而且应该是真正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国家走向这个分类的公知关心，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家和领导人。
因为作为董事长，你负责的是股民、员工，和你的品牌，这会产生利益冲突。你要是还有那个情怀，先辞职。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还有吗？
王石：我没有。
人物周刊：这是你和过往的自己所做的切割？
王石：我现在没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但我最起码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思维方式，最大的能量是什么。和美国一战后的那代企业家相比，我们还是要去承担社会责任，做公益，这是分内的事。
万科的名声对我来讲，要比能控制它，更性命攸关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的两年半里，万科出现了安信地板、人事变动等事件，你作为董事长，怎么看？
王石：我如果不在哈佛，就不发生了吗？万科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我登山和去哈佛没有直接关系，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和我求不求学、登不登山没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交班之后基本的大政方针都确定了，万科如何专业化，如何在转型中一步一步往前走，2005年底我出的那本书，《道路与梦想》，我在后记上写万科已经没有故事了，你可以看着它就这样一步一步成长下去了。不是伟大公司，但已经接近伟大公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