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5日上午，罗亦农和邓小平来到设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工作，工作完后，邓小平按地下工作规定先离开，从后门走出到弄堂口时，习惯地看了一眼街边的修鞋摊，这是中央特科（相当于后来的中央警卫团）设的警戒哨，只见那修鞋匠作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后相差一分钟，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了。
邓小平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当日周恩来立即召集特科的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这不幸情况。听完周恩来介绍的情况，陈赓等人立即断定，贺治华和霍家新是叛徒。周恩来说，“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霍家新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陈赓：一、通过内线查明真相。二、立即将霍家新、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治华出卖的。贺治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治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治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治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霍家新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霍家新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治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治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贺治华、霍家新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治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周恩来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治华、霍家新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然后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要求尽快查清霍家新和贺治华是否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李维汉回忆：“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治华还活着。”（《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原载《百年潮》2002第6期）
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结合李维汉的回忆，显然，处决霍家新和贺治华这对夫妇，是周恩来、邓小平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