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有几点。第一，他们说自由主义要讲道德。他们没搞明白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自由主义严格说来是不讲道德的。不讲道德不是说不要道德，而是道德不是它所要谈论的问题。自由主义主要是谈论权利、规则、责任。从责任这个角度批评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学说，你把政治问题道德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混淆了政治和道德层面。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搞明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很成问题。

　　另外，他们也没考虑到责权利统一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抽象地讲你有什么责任，却没有任何的权利观。所以我觉得，他们虽然号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我刚说儒家有好的东西，也有差的东西。我刚才说自己的修正也不是完全修正。儒家一个很要命的东西是道德政治。这些人骨子里还是儒家的，用道德问题来谈论政治问题。

　　记者：你觉得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可以与道德分离、去道德化的么？

　　范美忠：不是去道德化，而是在谈政治问题时候要从法律、规则、权利这几个角度来谈。不是说不讲道德你可以乱来，整个社会需要道德。但是道德追求是个人的事，政治层面哪里还讲求“道”。政治的终极意义是要不得的。还有一部分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说我败坏了自由主义想要跟我划清界限。自由主义本来最反对把人当做工具，他们这样做仍然把我工具化了。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观念，而让我来为自由主义而牺牲。为了防止自由主义被范美忠污名化，就要去批判范美忠，那你对具体的人的关怀何在？很多人觉得范美忠根本没到过美国，不懂自由主义的真义是什么，这种“唯我独权威”的心态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敌人。所以我觉得当今中国，从智商上、行为上，真正配得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寥寥无几。

　　记者：你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对自己这种理解的确信，来自于哪儿？

　　范美忠：如果我认为我是权威，那我就是专制人格、集权人格了。这个确信来自于哪儿，一方面，我的智商确实比较高。另一方面，还是跟我的诚实有关。我的诚实让我特别警惕自己去装逼，特别警惕自己被某些观念所忽悠。为了表演，觉得自己主张的个人主义对社会形象不好了就不去维护它了。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追求一种超越性的东西，我为了这种超越性的东西，哪怕在社会上承受污名，我都在所不惜。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经过十几年那种过人的孤独的生命历程，我真正达到了人格独立。个人独立是什么？就是我不会去迎合公众意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寥寥无几，换个说法就是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这跟你的智商、你的真诚、你的独立有关，这个问题还任重道远。所以2008年以后，我失望不是民众、不是政府，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老师应该救学生的共识就是错的

　　记者：您曾在告诫学生说，是否见义勇为是“无所谓高尚的”。您是否持一种虚无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

　　范美忠：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道德虚无，这个你有所误解。相对主义是说没有一个普遍的道德标准，我要去的是低调的道德，而这种低调的道德是所有人都遵守的。毫无疑问，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普遍的道德标准。我跟别人的分歧不是我是否承认普遍的道德标准，而是这种标准谁说了算。没有分歧好办，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就要讨论。

　　记者：您现在认为，这个标准谁说了算？

　　范美忠：严格说来有两种，一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凝聚的，由于人类长久的共同生活，大家都认为有了这个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二是自上而下地由圣人或是神启示下来。但是如果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规则开始变化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求助于传统，另一方面通过充分的讨论慢慢达成共识。但肯定是有普遍的规则。

　　记者：这个共识能够达成么？比如老师应该救学生，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共识和底线。

　　范美忠：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就是错的，这个观念来自于长久的关于老师神圣化的灌输，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里蕴含着陷阱。当有人觉得这个共识有问题的时候就应该重新讨论了。如果大家都认为是这样，你认为不是这样，那最后出来挑战的人一定要付出很大代价，而我承受了这个代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挑战，道德规范才不至于是僵化的、剥夺的、压抑的。从逻辑上讲就是“归纳法无法导致绝对真理”，归纳永远是有限归纳，这中间就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提供了道德规范修正的可能性。永远需要一个异端出来挑战，这个挑战的异端一定会付出很大代价。但是你明知道这个代价依然要出来挑战，就证明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就愿意承受这个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