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吓坏了，这跟权利、责任都没关系

　　记者：仔细看过您的辩护文章，有几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一是没管学生自顾自跑之后再发生地震时，您的第一反应都是准备跑的同时招呼着大家赶紧一起跑；二是地震平息后，家里人都睡觉了，但是您不放心，一个人在客厅里守夜熬了一个通宵。这种对家人的体恤和保护，与在学校里不管学生自顾自地跑走，虽然做法截然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个人求生的本能。人有道德的本能，也有有违道德的本能，这本身无可厚非。为何事后要把这种本能反应归结为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呢？

　　范美忠：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自由主义来解释我当时的跑，我原话是对学生说的。我平时一直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是比较好的，会跟他们谈很多自由、权利、人权，谈对社会的看法、对政治的批评。学生由于误解就有一个推论：学生觉得你主张自由、主张正义、主张权利最大化，似乎你的道德标准很高，那么你也应该去牺牲。而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强调底线的人，强调权利的人，强调正义的人，强调自由的人，但不能在逻辑上推出我是一个崇高的人，跟学生们的期待有差距。这话常常被人解读成，我在用自由主义辩护。

　　当然这样可以认为，我当时跑是本能，但我回过头来就有主义了。一旦涉及到求生的权利那就跟主义有关了。因为自由主义最讲权利，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以权利为基础来构建他的政治体系和伦理价值体系。不管你说崇高也好，不管你说教师的道德也好，教师也有生命的权利，这是一个自由主义价值观。

　　记者：但是权利和责任、义务是对等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权利，另一方面也非常强调公民的责任，非常看重包括您自己刚才也提到的公民社会的信任基础。学生是信任老师的，买水果的人是可以信任摊贩的。

　　范美忠：这个学生对老师所谓的信任建立在学生错误的前提和基础之上，这种错误也跟平时对老师的神圣宣传有关。老师没有义务为学生牺牲。不是说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而在于他们过高的期待这种信任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当然，我当然希望自己宁愿做得很镇定，我当时是被吓坏了，这跟权利义务都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缺乏经验的问题。我反复强调，自由主义讲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当你只讲责任而不讲权利的时候，就是道德绑架。

　　记者：那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呢？

　　范美忠：那也不对。自由主义也讲信任，也讲责任。我不是说老师没有责任，而是说老师没有为学生牺牲的责任。但是责任不能达到牺牲我生命的边界，那就是侵犯我的权利了。这里有个边界。老师有义务履行责任，但以不危害生命为前提。

　　而且涉及权利和责任时候要斤斤计较，要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的。你房子要修好，平时要有抗震演习，让我不至于惊慌，让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是地震专家，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做？在政治层面，这是一个很斤斤计较的过程。一旦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合理的、明确的、有规则的，那我应该去履行。责权利是统一的，只讲其中一样都是不合适的。内心肯定应该是有愧

　　记者：您强调“反求诸己”“三省吾身”，那么你对自己当时的言行有过反思么？您五年前的那些观点，如今有变化么？

　　范美忠：总的来讲没太多变化。“反求诸己”强调的是个人层面，而08年我谈的主要是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比如我作为教师有一个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政治问题。

　　记者：权利与责任，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范美忠：是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在我与学生、我与学生家长的关系方面，我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权利和责任是一个政治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的概念。所以从政治层面来说，我的言论是没有错的。

　　但是从道德层面来讲，内心肯定应该是有愧。08年我面对的情况是别人想逼着我忏悔，“反求诸己”是我自己跟自己，而不是你逼着我，你没有权力逼着我。道德的问题是个自由的问题，自由不是说什么都想干，自由是回到自己本来的面目，自由地服从自我，服从自己所体认到的伦理、要求和法则。政治层面可以强制，道德层面不能强制。

　　记者：这么说，在那个事件之后，您自己是有一个自我的忏悔和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