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层面，更多的是一些发挥阶段作用的临时小组，如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完成任务后机构就要撤销。有的存在甚至不到一年，如2011年到现在各地都成立的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任务结束就撤销了。

　　周望认为，众多的“小组”中，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有日常事务的并不多。有的小组平时很少公开露面。如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一般在每年1月的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公开露面。

　　这些小组的组成人员规模一般比较精简，人员主要是“兼职”。有工作需要时，来自不同部门的小组组成人员集中到一起，一般以开会为主，办事机构很少单设，大多依托常设职能部门，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纪委。

　　“遇问题、发文件、立小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社会节奏加快，政府常规性机构在面临新生事务、突发事务时，常落入“遇问题、发文件、立小组”的固定模式。

　　周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政府机构体系中，各类“领导小组”的存废，呈现出一种“倍量增减”的现象。某一时间段内，因为现实需要，大量设立“领导小组”，任务结束后，会一纸令下，把这些“小组”统一撤销。之后又重复这一增减动作，如此循环往复。

　　在中国，历来讲究政府的上下对口，中央成立什么议事协调机构，除了西藏工作协调小组、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等这些特定的小组之外，地方都要对应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

　　“一般中央开了会，地方的小组跟着开。”2012年8月28日，山东烟台一下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所在的县委宣传部，在县里各领导小组如安全生产、节能、综治、组织工作、换届工作、新农村建设、城市建设、粮食安全等小组里，都是成员单位。

　　有的撤销，有的升级

　　实际上，各级政府早已意识到小组臃肿、过多所带来的弊端。早在1964年，江西省编制委员 会就曾发布公告，指出领导小组过多，对25个临时机构撤销16个。